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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下午两点十分，莎莎站在二年级六班的教室门口，手里拿着语文书和一张生字卡片。

    教室里闹哄哄的。四十七个孩子挤在这间不到六十平的教室里，桌椅排得密密麻麻，过道窄得只能侧身通过。几个男生在最后一排追跑，撞翻了一个女生的笔袋，彩笔哗啦啦撒了一地。莎莎弯腰想帮忙捡，肚子被校服裙撑得有些紧——快十八周了，腰围已经藏不住了，她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腹部，然后慢慢直起身。

    “上课。”她走进教室，声音不大。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孩子们还是慢慢安静了下来。二年级的孩子就是这样，像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的，但只要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抬头看你。

    四十七双眼睛望着她。

    她的目光习惯性地扫过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小杰。

    四十七个人里，她最先看到的永远是小杰。不是因为她想看他，而是因为他永远是最突出的那一个——别的孩子都抬着头，只有他趴着。别的孩子面前都摆着翻开的课本，只有他的桌面空空荡荡。别的孩子的眼睛里有光，哪怕是不太聪明的孩子，眼睛也是活的，而他的眼睛像两颗蒙了灰的玻璃珠，你看着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你。

    莎莎教书十年了。十年里她带过五个班级，遇到过各种各样难教的孩子——有上课坐不住的多动症，有拼音怎么教都拼不出来的学困生，有家长完全不闻不问的留守儿童。但小杰是特殊的。他不是那种“努力了但学不会”的孩子，他是那种“根本不打算学”的孩子。

    二年级上学期已经过了一大半。拼音教完了，生字学了两百多个，课文读了十几篇。小杰掌握的内容，大概相当于开学第一个月的水平。他认不全声母韵母，b和d永远分不清，p和q也分不清。“山”字写对了，“出”字就写成两个“山”摞在一起。“吃”字的右边他永远写成“气”，莎莎纠正了不下二十遍，下一次作业本上出现的还是“口气”。

    他不是不会。他是不看。不听。不思考。

    上课的时候，他的书永远是合着的。你提醒他翻开，他翻开了，但目光落在书页上，像落在玻璃上一样，什么都照不进去。你让他跟着读，他的嘴唇动一下，但发不出声音。你走到他旁边，弯腰看他的作业本，上面要么是空的，要么是鬼画符一样的字迹，横不平竖不直，字和字挤在一起，像一群打架的人。

    莎莎不是没有试过所有方法。

    开学第一周，她把他调到了第一排，就在讲台正前方，她眼皮底下。结果是他每天趴在桌上，拿书包挡着脸，你连他是不是在睡觉都看不出来。第二周她又把他调回最后一排，因为第一排的女生哭着跟她说“老师我不想跟他坐，他老是不写字还弄我的笔”。

    她试过放学后留他补课。第一次，他坐了四十分钟，一个字没写。第二次，他说“我要回家”，背起书包就走了。第三次，她给他妈妈打电话，电话响了六声没人接，她发了短信，没有回复。

    她试过奖励机制。集满十个贴纸可以换一块橡皮，集满二十个可以换一支荧光笔。小杰在第一个星期集到了三个贴纸——因为他在课堂上举了一次手，虽然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出来。第二个星期，他没有得到任何贴纸。第三个星期，他的桌上连贴纸本都不见了。

    她试过跟他聊天。不是批评，不是教育，就是聊天。蹲在他旁边，问他周末做了什么，喜欢吃什么，有没有看过什么动画片。他回答，但都是单字：“嗯。”“没有。”“不知道。”像一台信号不好的收音机，你调来调去，只能收到一片沙沙的白噪音。

    她甚至试过“放弃”。

    就是那种——不再叫他回答问题，不再检查他的作业，不再在他旁边停留。上课的时候，她的目光扫过最后一排，像掠过一块石头，什么也不停留。收作业的时候，课代表说“小杰没交”，她说“知道了”，然后把名单放在一边。

    那两周，她的血压降下来了，她的心情平复了，她的胃不再因为焦虑而发酸。她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安心养胎”——这是她这个学期给自己定的目标，她在暑假就下定了决心：教了十年书了，什么学生没见过，这个学期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肚子里这个重要。

    但那两周的第三天，她在走廊上碰到小杰。他从厕所回来，低着头走路，差点撞到她。他抬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怨恨，没有委屈，甚至没有任何表情，但莎莎的心像被人攥了一下。

    她想起了自己刚教书那会儿。

    那时候她二十三岁，扎着马尾辫，穿帆布鞋，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当天的值日生表。她带的第一个班是二年级——也是二年级。班里也有一个“小杰”，一个叫小豪的男孩，父母离异，跟着奶奶生活，作业从来不写，上课从来不听。她那时候不服输，放学后天天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篇课文一篇课文地背。期末考试，小豪的语文从十八分考到了四十一分。分数不高，但进步了二十三分。她高兴得请全班吃棒棒糖。

    后来小豪三年级的时候转学了，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那个“四十一分”像一枚印章，盖在她职业生涯的第一页上。它告诉她：你可以改变一个人。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哪怕那个人以后可能还会掉下去。但你做过的事，不会白做。

    十年过去了，她不再天天放学后留堂了。她不再备课到凌晨两点了。她不再因为一个学生考了十八分而哭一场了。她以为自己成熟了，学会了“放下”，学会了“止损”。但小杰看她的那一眼，让她知道——她没有放下，她只是假装放下了。

    那两周之后，她又开始管小杰了。

    不是像十年前那样轰轰烈烈地管，而是每天做一点点：上课的时候走到他旁边，用手指点一下他空白的作业本；收作业的时候跟他说一句“明天记得交”；批改他的生字本时，哪怕只对一个字，也在旁边画一个笑脸。

    效果几乎为零。他还是不写，还是不看，还是那个样子。但莎莎觉得自己好受了一些。不是良心得到了安抚，而是她终于不用再假装了——假装自己不在乎，假装自己看不见，假装那个趴在桌上的孩子跟她没有关系。

    她做不到不在乎。

    这是她的问题。

    今天的语文课内容是识字。第八单元，认识“包、饱、泡、跑、炮”这一组形声字。莎莎做了一套卡片，把“包”字放在中间，四周贴上偏旁，让学生上来配对。

    课堂气氛很活跃。二年级的孩子喜欢这种动手的活动，手举得高高的，嘴里喊着“我我我”。莎莎点了几个孩子上去，都配对了，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

    “还有谁想试试？”莎莎举着最后一张卡片，上面是“火”字旁。

    小杰没有举手。他甚至没有抬头。

    莎莎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她叫了坐在前排的小琪，小琪跑上去，把“火”字旁贴在“包”的左边，大声说：“炮！鞭炮的炮！”

    “对不对？”

    “对——”四十六个孩子拖长了声音喊。

    莎莎笑了一下，把卡片收起来，让孩子们翻开课本，抄写这一课的生字，每个字写四遍，组一个词。

    她在过道里走动。过道太窄了，她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四十七个孩子，九十四张桌椅，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肚子已经大到影响行动——快十八周的肚子还没有那么大——而是因为她习惯了在这条窄窄的过道里小心翼翼地走，怕撞到两边伸出来的胳膊和书包。

    走到第一组，小琪的字写得很工整，“饱”字右边写成了“包”，但左边“食”字旁的最后一笔是点，她写成了捺。莎莎弯下腰，用红笔帮她改了一下。“注意最后一笔是点。”小琪点点头，把正确的字在旁边写了一遍。

    走到第二组，小轩在发呆，作业本上空空荡荡。莎莎敲了敲他的桌子，他回过神来，开始慢吞吞地翻开课本。

    走到第三组，小杰的作业本上只写了两个字——“泡”和“炮”。两个字都是对的，但“炮”字的“火”字旁写得很大，右边“包”写得很小，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

    莎莎站住了。

    她弯下腰，仔细看了看那两个字。是的，都是对的。“泡”写对了，“炮”也写对了。四个字的作业要求，他写了两个，两个都对。

    她拿起他的笔——那支写不出字的蓝笔——帮他按了一下笔芯的尾部，墨水渗出来了。她在那两个字的旁边各画了一个笑脸，然后把笔放回他手里。

    “写得很棒，”她说，“再把‘饱’和‘跑’也写完，好不好？”

    小杰没有看她。但他的右手动了一下，把笔尖抵在了“饱”字的田字格里。

    莎莎站直了身体。她感觉到小腹有一个轻微的、像气泡一样的动静——很轻，很轻，像一条小鱼在水底翻了个身。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快十八周了。医生说初产妇一般要十八到二十周才能感觉到胎动，但也许是她瘦，也许是这个宝宝性急，从上周开始她就偶尔能感觉到那种细微的动静，像蝴蝶扇动翅膀，像气泡从水底升起。

    她站在小杰的课桌旁边，一只手放在肚子上，一只手垂在身侧。教室里很吵，有人在借橡皮，有人在跟同桌说话，有人在翻书。小琪在认真写她的生字，小轩又开始发呆了。小杰的笔尖在田字格里移动，慢慢地，歪歪扭扭地，写出了一笔。

    她看着那笔尖，忽然想到了另一件事。

    产假。

    她的预产期在今年九月。按照政策，她可以休六个月左右的产假——从八月底月到二月底。二年级下学期七月初就放暑假了，所以实际上她只需要请假，寒暑假连着产假，二月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二年级六班已经升三年级了。

    而她，不会教三年级。

    学校已经跟她打过招呼了。产假回来之后，她带新的年级。不是因为她教得不好，恰恰相反——学校考虑到她产后需要恢复，一年级相对轻松一些，作业少，考试少，没有小升初的压力。而且一年级的新生是全新的班级，不用接别人的烂摊子，也不用把自己的烂摊子交给别人。

    也就是说，她跟二年级三班的缘分，到这个学期结束就为止了。

    跟小杰的缘分，也为止了。

    她没有觉得轻松。她以为自己会轻松——终于不用再为这个孩子焦虑了，终于可以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出去了。但当她站在小杰的课桌旁边，看着他歪歪扭扭地写出一个“饱”字的时候，她心里涌上来的不是解脱，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像什么呢？像你养了一盆花，你知道它大概率不会开花，你也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搬家了，搬走之后这盆花就归别人管了。但你每天早上还是会给它浇水。不是因为它会开花，而是因为浇水这件事本身，让你觉得你还在做一个园丁。

    她不知道下个学期接手的老师会不会管小杰。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小杰会遇到一个像她刚教书时那样拼命的老师，每天留他补课，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把他的十八分变成四十一分。也许小杰会遇到一个比他妈妈还不闻不问的老师，让他继续趴在桌上，继续空着作业本，继续做那株枯萎的植物。

    她控制不了。就像她控制不了自己的子宫会不会植入胎盘，控制不了冷冻库里的那个胚胎有没有机会被唤醒，控制不了亚伦今晚加不加班、周几回来、周末能不能陪她做一次产检。

    她能控制的，只有现在。只有眼前这四十七个孩子。只有小杰笔尖下的那个“饱”字。

    走回讲台的路上，她侧身穿过过道，经过小涵、小宇、诗琪、浩浩——那些眼睛亮亮的、作业永远按时交的、考试永远九十分以上的孩子。他们抬头看她，有的喊了一声“老师”，有的继续埋头写字。她冲他们笑了笑，那种笑是不用力的，自然的，从心里长出来的。

    好生是她愿意继续当老师的动力。

    这句话她跟自己说了很多年。每次被差生气得想辞职的时候，她就会翻出小涵写的作文、诗琪画的贺卡、浩浩期末考试的一百分，在心里默念一遍：你看，还是有意义的。你教的孩子里，有人因为你而喜欢语文，有人因为你而想当老师，有人因为你而变成了更好的人。

    这些是她在黑夜里点着的灯。灯不多，但够亮。亮到能让她忽略那些黑暗里的东西——那些趴在桌上的、空着作业本的、眼睛里没有光的孩子。

    但忽略不等于消失。

    她坐下来，保温杯里的水已经凉了，她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把手机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一眼。微信上没有新消息。亚伦昨天说这个周末可能要加班，搬厂项目的报告还没弄完。她回了一个“好”，然后那个对话框就安静了。

    她想起昨晚睡前的事。

    她住在一楼。那间婚前就租下的一房一厅，在一栋老旧居民楼的一层，窗户对着小区的内部道路。晚上十点多，她躺在床上，听到窗外有人在打电话，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夜里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人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我不是不想管，我是管不了……他爸爸也不管……我一个打工的，我能怎么办……”

    莎莎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也许是小区的邻居，也许是路过的人。但她听着那些话，忽然想到了小杰的妈妈。那个来开过一次家长会、全程没说一句话的女人。那个在工厂三班倒、电话永远打不通的女人。那个也许也在某个深夜的街角，对着电话说“我能怎么办”的女人。

    她不知道小杰的妈妈是不是真的不在乎。也许在乎，但没办法。也许不在乎，但也没办法。结果是一样的——小杰还是那个样子。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目光又落回教室里。

    四十七个孩子。四十七个家庭。四十七种不同的土壤。有的肥沃，有的贫瘠，有的根本就是盐碱地。她只是一个园丁，她只能浇水，不能换土。而且她很快就要离开这片园子了。

    产假回来，二月，新的一年级，新的教室，新的四五十个孩子。那四五十个孩子里，一定也会有新的小杰。也会有新的小涵、新的小琪、新的浩浩。她会在那间新的教室里，继续浇水，继续画笑脸，继续在差生和好生之间摇摆，继续在每个周四的下午，在窄窄的过道里侧身走过，把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感觉到里面那个小小的生命翻了一个身。

    她会继续。

    因为她不知道除了继续，还能做什么。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像被释放的麻雀一样涌出教室，走廊上立刻充满了尖叫声和笑声。莎莎坐在讲台后面，没有急着走。她看着空荡荡的教室，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桌椅，看着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小杰已经走了，桌上空空荡荡，连那支写不出字的蓝笔都不见了。

    她拿起红笔，翻开班级日志，在“小杰”那一行后面写了一句：“今天写对了两个字。”

    然后她合上日志，站起来，一手扶着腰，一手拎着帆布包，慢慢地走出了教室。

    走廊上阳光很好。二月的深圳已经很暖了，她想。产假回来就是二月，新的一年级，新的开始。

    她把手机掏出来，给亚伦发了一条消息：“周末能陪我回老家吗？”

    然后她把手机塞回口袋，走进阳光里。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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