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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玲在城里挑灯夜战的时候，李秀英正在几百公里外的南方小镇上，踩着缝纫机过她的日子。

    那是个叫“永兴“的地方，说是镇，其实比莲花沟子也大不了多少，就是工厂多。一家挨着一家的服装厂、鞋厂、玩具厂，从早到晚机器轰鸣，空气里永远飘着布料和胶水的味道。镇上有一条主街，两边全是小饭馆、杂货铺和理发店，招牌花花绿绿地挤在一起，夜里亮起霓虹灯，把路面照得红红绿绿的。李秀英刚来的时候，看什么都新鲜。她从没见过那么多灯，从没见过那么多骑着自行车赶工的人，从没见过饭馆门口摆着的电视机里放着港台的连续剧。她站在街头看了一会儿，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但新鲜劲儿也就维持了三天。第四天她进了车间，坐在缝纫机前面，一坐就是十二个小时，除了上厕所和吃饭，屁股都没离开过凳子。缝纫机嗡嗡嗡地响，针头上下翻飞，布料从手里滑过去，变成袖子、领子、裤腿。她一开始手生，一天做不了几件，被组长骂了好几回。组长是个烫着卷发的女人，嘴里永远叼着根没点的烟，眼睛尖得很，谁偷懒谁做坏了活一眼就能看出来。“新来的那个，乡下妹，你手上的活能不能快点？人家一天做五十件，你才做二十件，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养老的？“

    李秀英没吭声。她咬了咬牙，第二天做了三十件，第三天做了三十五件。手指被针扎了不知道多少回，她用布条缠一缠继续干。到了第一个月底，她已经能跟得上流水线的速度了。组长看了她的计件单，哼了一声：“还行，不算太笨。“

    李秀英把钱领到手那天，在宿舍的床上坐了很久。她把那些皱巴巴的票子一张一张捋平，数了三遍。三十五块六毛。她这辈子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她想寄回家，又想给刘玲寄点，还想给自己买双鞋——她现在穿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布鞋，底子都快磨穿了。最后她决定寄三十块回家，留五块六毛在身上。五块六毛里，她花了两块买了双解放鞋，花了一块买了牙膏肥皂，剩下两块六毛压在枕头底下，想着万一刘玲写信来说缺钱，她还能凑一凑。

    但她没想到的是，第一个月的活干完，第二个月就开始不对劲了。

    那天是发工资后的第三天，车间主任忽然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会。车间主任姓马，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肚子圆滚滚的，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手背在身后，像电视里那些领导。他清了清嗓子说：“厂里最近效益不太好，老板说了，计件单价要调整一下。原来做一件裤子三毛钱，现在两毛五。大家辛苦辛苦，等厂里缓过来了，再给你们涨回去。“

    车间里嗡的一声炸了锅。几个老工人当场就嚷嚷起来：“凭啥降价？原材料又没涨！““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两毛五一件，一天能挣几个钱？“马主任把手一摆：“嚷嚷啥嚷嚷？不想干的可以走，外面想进厂的人多的是！“

    李秀英没说话。她坐在缝纫机前面，手指还搭在布料上。她心里算了一笔账：原来一天做五十件，挣十五块；现在做五十件，挣十二块五。一个月少挣七十五块。七十五块能买多少东西？能在莲花沟子买两百斤大米，能给她爹买一双像样的鞋，能给刘玲……她不敢再算了。

    但那件事之后，更离谱的事情接二连三地来了。先是厂里开始“押工资“——这个月的工资要下个月才发，说是“防止工人突然离职影响生产“。然后食堂的菜越来越差，原来一周还能见到两次肉，后来变成一个月见一次，还是那种肥多瘦少的猪肉炖白菜。宿舍里有人丢了东西，一只新买的手表，不便宜，丢表的姑娘哭了一晚上。大家怀疑是隔壁宿舍的人偷的，但没有证据，厂里也不管。再后来，有人发现车间里的裁布机总出故障，修一次要扣每个工人的“维修费“——每人扣五毛，全车间一百多号人，一次就扣好几十块。可那机器明明才用了不到两年。

    李秀英听老工人私下说，这厂子背后是个香港老板，常年不在镇上，这边管事的是他的小舅子。小舅子姓孙，三十来岁，戴一副金丝眼镜，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工人们背地里叫他“孙扒皮“。孙扒皮的法子多得很，今天扣这个费明天收那个钱，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因为附近的厂子都一样，你离开这家去了那家，也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

    李秀英忍了。她不是不想反抗，但她知道自己没有本钱。她不像那些老工人，在这里干了三五年，多少攒了点钱，说不干就不干了。她连路费都得省着花，要是没了这份工，她连回莲花沟子的车票都买不起。她只能忍着，把所有的火气都咽进肚子里，换成踩缝纫机的力气。脚踩得更快，手推得更准，眼睛盯得更紧。她用比别人多出一倍的汗水，去换那一点点可怜的工钱。

    有一天晚上，宿舍熄了灯，李秀英躺在床上睡不着。上铺的小梅翻了个身，问她：“秀英，你想家不？“

    李秀英沉默了一会儿：“想。“

    “我也想。“小梅说，“我出来三年了，前两年过年都没回去，火车票太贵了。今年我攒了点钱，想着回去看看我娘。我娘眼睛不好，去年写信来说快看不见了，我心里急得慌。“

    李秀英没接话。她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想着莲花沟子的老槐树，想着那条十八里的山路，想着刘玲。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出来打工这么久，还没给刘玲写过信。主要是她不识字，请人写信又要麻烦别人。但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一封信，请小梅帮忙写。小梅读过两年小学，识字虽然不多，但写信勉强够用。

    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李秀英把攒的两块六毛钱里的六毛钱拿去买了一个信封和两张信纸。她蹲在车间外面的台阶上，小梅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

    “你说吧，我写。“

    李秀英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最后只憋出一句：“你就写，我在这儿挺好的。“

    小梅写了。

    “食堂管饭，宿舍有床，比在家里干活儿轻松多了。“

    李秀英想了想，又说：“让她好好学习，别操心钱的事。“

    小梅又写了。

    “还有——“李秀英顿了一下，“让她买双棉鞋，别冻着。钱的事儿有我呢。“

    小梅写完，念了一遍，李秀英觉得差不多了，就在落款的地方自己签了名。“李秀英“三个字，她练过很多回，一笔一画都刻在脑子里，但写到纸上的时候手还是有些抖。她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寄完信她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忽然踏实了很多。

    那封信寄出去之后，李秀英就开始等回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她每天下班都要去门卫室看一眼，问有没有她的信。门卫大爷都认识她了，每次看到她就摇摇头：“没有，姑娘，还没来。“

    第四周的某天晚上，李秀英拖着疲惫的身子从车间出来，路过门卫室的时候习惯性地探头看了一眼。大爷看见她，招了招手：“哎，姑娘，今天有你的信！“

    李秀英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接过那个信封，一眼就认出了刘玲的字。信封上写着“李秀英收“，字迹工工整整的，像刻上去的。她把信封贴在胸口，手心全是汗，转身就跑回宿舍，爬上自己的上铺，把信掏出来，然后愣住了。

    她不识字。

    她看着信纸上一行一行的字，每个字都认识她，可她一个都不认识。那些字像一群黑蚂蚁，密密麻麻地爬在白纸上，她急得想哭。宿舍里其他人还没回来，她一个人坐在上铺，把信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一个字都看不懂。

    过了好一会儿，小梅回来了。李秀英像见了救星一样喊她：“小梅！快快快！帮我念信！“

    小梅爬上她的床，接过信纸，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亲爱的秀英——“小梅刚念完开头，李秀英就打断了她：“你慢点，你念慢点，我要记住。“

    小梅放慢了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刘玲在信里说，她在表姐家刚开始不适应，表姐周敏很严格但对她还算可以，学习有些吃力但她在努力追赶。她还说城里的冬天真冷啊，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不如莲花沟子的冬天，虽然也冷，但冷得安静、冷得踏实。

    李秀英听到“冷“字，皱了一下眉。她想起刘玲从小就怕冷。有一年冬天她们一起去上学，刘玲的手冻得通红，十个指头像十根小胡萝卜。李秀英把自己手上的棉手套摘下来一只给刘玲戴上，两个人一人一只，手拉着手走在山路上。那时候她们什么都没有，但有一人一只的棉手套，有彼此的温度，就够了。

    现在刘玲在城里，肯定还是怕冷。李秀英心想，等这个月工资发了，她一定得给刘玲买点什么。买双棉鞋，买双手套，买条围巾——什么都行，只要是暖和的。

    信的最后，刘玲写了这样一段话：“秀英，我每次坚持不住的时候，就想你。想你背柴的样子，想你给我的十块钱，想你说'到城里处处都要钱，省着点儿用'。你那么难都能撑下来，我有什么撑不下来的？你放心，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你等着我。“

    李秀英让小梅把最后那段念了三遍。她把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像把种子埋进土里一样，仔仔细细地埋好了。

    那天晚上她睡不着，把信纸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地想刘玲的话。“你那么难都能撑下来，我有什么撑不下来的？“李秀英在心里笑了，刘玲这傻丫头，她哪里知道李秀英的难？但没关系，刘玲觉得她厉害，她就得真的厉害起来。她不能给刘玲丢脸。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李秀英踩缝纫机踩得比以往更狠了。组长路过她身边，看了一眼计件数，吃了一惊：“今天怎么这么快？“

    李秀英没抬头，只说了一句：“我要给我妹寄钱。“

    组长愣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走了。她不知道“我妹“是谁，但李秀英心里清楚，刘玲就是她的妹妹，虽然不是亲的，但比亲的还亲。

    日子一天天过去，李秀英在厂里的处境并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糟。

    先是一次工伤事故。车间里一台老式裁布机的刀片松了，没人检修，运转的时候突然飞出来一片碎铁，划伤了旁边一个女工的脸。那个女工是个贵州来的姑娘，才十九岁，脸上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从眼角一直划到下巴，血流了一脸。车间里尖叫声四起，孙扒皮被叫过来看了一眼，说：“小事，送卫生所包扎一下就行了。“贵州姑娘的工友不干了，说这是工伤，得赔钱。孙扒皮冷笑一声：“想赔钱？行啊，你去找劳动局告我。你看看人家理不理你。“

    贵州姑娘最后只拿了二十块钱的“营养费“，回了老家。她走的那天李秀英去送她，姑娘捂着脸上的纱布，眼睛红红的，说：“秀英姐，你们在这儿好好干，我是不行了。我这张脸破了相，回去都不知道能不能嫁出去。“李秀英握着她的手，想说点什么安慰她，但嗓子眼堵得厉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只是使劲握了握那姑娘的手，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流里。

    那天晚上李秀英没有睡觉。她坐在宿舍的窗台上，看着外面黑乎乎的街道，想着那个贵州姑娘回家以后怎么办，想着那些被克扣工资的老工人怎么办，想着她自己又该怎么办。她想了很多，最后只想到一个结论：得识字。

    如果识字，她就能自己看刘玲的信，不用每次都麻烦小梅。如果识字，她就能看懂工资条上那些名目，知道孙扒皮到底扣了她哪些钱。如果识字，她就能写自己的名字之外的字，给刘玲写一封完整的信，不用假手他人。如果识字，她也许还能干点别的，不用一辈子踩缝纫机。

    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李秀英找到小梅：“你能不能教我认字？“

    小梅嚼着馒头，愣住了：“你认真的？“

    “认真的。“

    “可你都十几岁了，又不是小孩子，学字多费劲。“

    “我不管费不费劲，“李秀英说，“你教我，我自己找时间练。一天学五个字就行。“

    小梅看了她半天，叹了口气：“行吧，你有空的时候找我。“

    从那天起，李秀英开始了识字计划。小梅把自己小学的课本翻出来，一本破破烂烂的《语文》第一册，封面上印着一只大公鸡。李秀英如获至宝，把课本用布包好了放在枕头底下。每天中午休息半小时，小梅教她五个字；晚上下班后，她自己点着蜡烛再背一遍。宿舍里其他人嫌她点蜡烛费钱，李秀英就搬到走廊尽头去，那里有一盏长明灯，灯光昏黄，但不用花钱。

    她学的第一个词是“中国“，第二个词是“人民“，第三个是“工农兵“。她一笔一画地写，一个字写几十遍，手上全是墨水。半个月下来，她学会了将近一百个字。虽然还连不成句子，但她已经能认出刘玲信里的一些字了——“秀英““好好学习““等我“——这些字像钥匙，一把一把地打开她眼前那扇黑漆漆的门。

    有天晚上她在走廊练字，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哭。她探头一看，是车间里一个姓张的大姐，四十来岁，平时话不多，干活也很老实。张大姐蹲在宿舍楼门口，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很压抑。

    李秀英跑下楼：“张大姐，你咋了？“

    张大姐抬起头，眼泪把脸上的灰冲出一条一条的道子：“他们把我辞了。“

    “为啥？“

    “说我年纪大了，手脚慢了，跟不上流水线。可我干了五年了，一天都没偷过懒……“张大姐说着说着又哭了，“我男人在家种地，我两个娃儿要上学，我要是没了这份工，家里咋办……“

    李秀英心里一阵发凉。她知道张大姐说的是真的。昨天车间里贴了一张新通知，说是“优化人员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其实就是裁人。裁的都是年纪大的、身体差的、干活慢的。裁掉一个，再招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工资给得更低，还听话。

    “你去跟孙扒皮——跟孙经理说了没？“李秀英差点把外号说出来。

    “说了。他说我年纪大了去别的地方也没人要，给我结了上个月的工资，让我走。我说那辞退补偿呢？他说没有补偿。我说劳动法规定了……“张大姐抽了一下鼻子，“他骂我，说你再闹一个试试，我让你在这个镇上找不到活干。“

    李秀英握紧了拳头。她的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疼得很。她想起那个贵州姑娘，想起自己被克扣的工资，想起每天十二个小时的轰鸣和粉尘，想起那个永不休止的缝纫机。她忽然很想冲进孙扒皮的办公室，像在菜市场跟人吵架那样，把他骂个狗血淋头。可她知道自己不能。她在这个镇上无亲无故，孙扒皮一句话就能让她也卷铺盖走人。

    但她还是做了点什么。她把张大姐扶起来，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刘玲的来信。她不认得的字还是很多，但她认得“坚持“那两个字——刘玲写的。她把信纸展开，指着那两个字对张大姐说：“大姐，你看，我妹写信给我，让我坚持。你也得坚持。这个厂不要你，别的厂要。你干活这么好，手这么巧，去哪家厂不是抢着要？“

    张大姐看着信纸上的字，虽然看不懂，但她看着李秀英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她很久没见过的光。那个光叫不服气。

    第二天，李秀英带着张大姐去了镇上另一家服装厂，帮她填了表，跟招工的说了好多好话，说张大姐干了五年，手脚麻利从不出错，要不是那边厂子黑心不会裁她。招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听完之后看了看张大姐的手——那是一双常年干粗活的手，骨节粗大，但手指灵活。女人点了点头：“行，明天来试工。“

    张大姐握着李秀英的手，眼泪又下来了：“秀英，多亏了你……“

    李秀英拍了拍她的手背：“大姐，咱都是出来讨生活的，相互帮衬着点儿应该的。“

    那天晚上，李秀英回到宿舍，坐在床上拿出小梅的课本继续练字。她今晚学的是“不甘心“三个字。她一笔一画地写：不、甘、心。写完她把本子合上，塞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压着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刘玲的信、小梅的课本、一个快用完的本子、两支铅笔。它们堆在一起，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小包，压在李秀英的枕头下面，也压在她的心上。

    过了几天，厂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孙扒皮忽然宣布要“升级设备“，说要从香港进一批新的缝纫机，每个工人要交“设备押金“五十块。五十块啊，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块。车间里炸了锅，大家都不干了，说这不是明抢吗？孙扒皮坐在办公室里抽着烟，说自愿交，不交的可以走。

    那一晚，工人们自发地聚在宿舍楼下，挤成一团，议论纷纷。有人说要走，去别的厂；有人说要上告，去镇上找领导；有人说没用，镇上和厂里都是一伙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吵到后半夜也没什么结果。

    李秀英站在人群外围，没有参与讨论。她在想一个问题：她凭什么要忍？她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手被扎烂了，眼睛看花了，挣的钱被克扣，干得好好的还可能被裁掉。她凭什么要忍？她想起莲花沟子的老李头，那个腿脚不好还硬撑着的爹；想起刘玲在信里说“你那么难都能撑下来“；想起那个贵州姑娘脸上的疤，想起张大姐蹲在门口哭的样子。

    她往人群中间走了几步，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她说。

    “各位大姐、大哥，我说两句。“

    她站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脸。那张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睛却亮得惊人。

    “咱不能就这么算了。五十块钱，咱得干多少天才能挣回来？凭什么他们一句话咱就得出？他要买新机器，那是他的事，凭啥让咱掏钱？“

    有人小声说：“那你咋办？“

    “咱一起去找他。“李秀英说，“人多就不怕。他一个香港老板的小舅子，也怕惹事儿。咱这么多人，他还能把咱全辞了？辞了谁给他干活？“

    “可万一他真把咱都辞了呢？“

    “辞了就辞了，“李秀英把下巴一抬，“咱有手有脚，还怕找不到活干？这个镇上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厂。再说——“她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一点但更坚定了，“咱不光是给自己争这五十块钱，咱是给后面所有人争。今天你忍了，明天他敢扣一百；后天他敢打人。咱不能把路越走越窄。“

    人群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对！找他评理去！“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大半的人都举起了手。李秀英站在台阶上，看着下面那些举起来的手臂，心里涌上一股她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感觉热热的，从心口往上冲，冲到眼眶里。

    第二天一早，八十多个工人站在了孙扒皮的办公室门口。李秀英走在最前面。孙扒皮打开门看见那么多人，脸色变了变，但嘴上还硬撑着：“你们想干啥？闹事儿是吧？我叫保安了！“

    李秀英站在最前面，腰板挺得笔直：“孙经理，我们不闹事儿。我们就是想跟你说清楚，这五十块钱我们不交。你要是觉得我们干得不好，你辞了我们；你要是觉得干得还行，这钱就不能收。“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孙扒皮看着她，又看着后面黑压压的人群，嘴唇动了几下，最后挤出一句：“行行行，不交就不交。都散了都散了！“

    人群欢呼起来。几个年轻的女工抱着李秀英又笑又跳。李秀英站在人群中间，嘴角弯了弯，但没有笑出声。她抬头看了看天，那天是个晴天，太阳照在车间蓝色的铁皮屋顶上，反着耀眼的光。

    她忽然特别想给刘玲写信。她要告诉刘玲，她今天做了一件大事，她今天站着跟人说话了，她没有退缩。她还想说，你那个“坚持“我做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人随便欺负了。

    那天晚上回宿舍，李秀英打开枕头底下的小布包，拿出刘玲的信，又看了一遍。虽然还是有很多字不认识，但“坚持““等我““你等着我“这些词她已经能认全了。她把信纸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墨水味，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味道——她说不清，也许那是远方的味道，是刘玲的味道。

    她铺开本子，拿起了笔。她决定自己给刘玲写一封回信。不用小梅帮忙，就自己写。她会的字不多，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凑不齐，但她要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不会的就画圈，画完了再让小梅帮她把圈里的字填上。

    她写道：刘玲，我（画个圈）你。我（画个圈）好。你好好（画个圈）。

    她看着本子上的字和圈，自己都觉得好笑。但她把本子合上，小心翼翼地夹进课本里。明天请小梅把圈填上，这封信就能寄出去了。

    窗外的月亮挂在天上，白白的、亮亮的。李秀英躺在床上，忽然觉得这个月亮和莲花沟子的月亮有点像。虽然隔了这么远，虽然城里的灯光把它切得碎碎的，但它还是那个月亮。就像她和刘玲，虽然隔了这么远，虽然各自的日子都过得磕磕绊绊，但她们还是她们。

    她闭上眼睛，耳边是宿舍里其他人的呼吸声，远远的街道上有狗在叫。她摸了摸枕头底下那个鼓鼓的小包，里面装着信、课本、本子、铅笔，还有那个快要用完的牙膏皮，她舍不得扔，留着做手工。

    她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孙扒皮会不会找她麻烦，厂里会不会有人告密。她什么都不怕了。因为刘玲在信里说“你等着我“，她就等着。等着刘玲考大学，等着刘玲有出息，等着刘玲来请她吃大餐。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她会好好活着，好好挣钱，好好认字，好好做一个让刘玲骄傲的李秀英。

    夜渐渐深了，李秀英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一种洗衣粉的味道，淡淡的，像莲花沟子春天里晒被子的味道。她在这个味道里慢慢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五点半起床，洗漱，去食堂买了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吃得干干净净。然后走进车间，坐上缝纫机，把线轴换上新的，把布料铺平，脚踩下去，机器嗡嗡嗡地响起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    目标编号034

    其他类型小说之传说中的大妈 第四章 各自的风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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