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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第一次相亲会

    一

    方桐拿到五十万投资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不是请客，不是给自己买任何东西——她买了一辆二手五菱宏光。

    对，就是那种被网友戏称为“秋名山神车”的面包车。银色，七座，后两排座椅可以折叠放平，装货拉人两不误。里程表显示已经跑了十二万公里，车身有几道划痕，空调出风口积了灰，副驾驶的遮阳板一拉下来就会掉出一堆不知道哪个年代的过路费票据。但发动机声音还算正常，挂挡也不卡顿，最重要的是——便宜，才一万八。

    方桐付完钱，把车从二手车市场开出来的时候，双手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她已经三年没摸过方向盘了——在上海，开车不如打车，打车不如地铁，地铁不如共享单车。她的驾照都快过期了，才想起来自己还会开车。

    五菱宏光的驾驶座坐姿很高，视野开阔，方桐坐在里面，感觉自己像一个女版卡车司机。她试着挂了个一挡，松离合，给油——车子猛地往前一窜，差点亲上前面的电动三轮车。她吓得一脚刹车踩下去，车上的自己晃了三晃，后备厢里传来哗啦一声——她放了一箱矿泉水，倒了。

    “没事没事，”方桐自言自语，“不就是手动挡嘛，老娘当年考驾照一次过，怕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重新挂挡，慢慢松离合，轻轻给油。车子这次老实了，稳稳地起步，晃晃悠悠地开上了路。

    从上海到平江，三个半小时高速。方桐开了一个小时就后悔了——五菱宏光在高速上跑到一百码，方向盘抖得像得了帕金森，风噪大得她以为自己坐在飞机发动机旁边，每一辆大货车从旁边经过，车子都会像被风吹的树叶一样晃两下。她死死握着方向盘，指节发白，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

    三个半小时后，她灰头土脸地开进了青石桥村。村里的狗追着车跑了半条街，对着她的轮胎狂吠。方桐停下车，摇下车窗，对那条狗说：“叫什么叫？没见过女司机？”

    狗不理她，继续叫。

    方桐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双手还在微微发抖。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两条腿都是僵的，像是踩了一整天缝纫机。她揉了揉膝盖，推开车门，脚一落地，差点跪下去。

    “方桐！”老周的大嗓门从村委会院子里炸出来，“你买车了？”

    “买了。”方桐扶着车门，站直了身体，故作轻松，“二手的，不贵。”

    老周走过来，绕着五菱宏光转了一圈，用脚踢了踢轮胎，像买牲口时看牙口的老农。“嗯，车况还行。就是这颜色——银色，太普通了。”

    “周叔，面包车你还想要什么颜色？粉红色？”

    老周哈哈大笑：“粉红色好！开出去拉风！回头率高！”

    方桐翻了个白眼，心想：我开一辆粉红色五菱宏光去相亲会，人家还以为我是来送豆腐的。

    二

    她买这辆车，是为了一个大事——她要办一场相亲会。

    不是那种村委会自己组织的、大爷大妈围观、男男女女尬聊的那种相亲会。她要做的是“城乡对话实验”——把城里的单身女性和村里的单身男性，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生活、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不是相亲，是“体验”。用老周的话说：“让他们处一处，处得来就处，处不来拉倒。”

    方桐给这个活动取了个名字——“七天，看见彼此”。

    她本来想叫“七天找到真爱”，但觉得太俗，也太不负责任。七天能找到什么真爱？七天能找到一个“不讨厌”就不错了。所以她换成了“看见彼此”——不是“爱上彼此”，是“看见”。

    第一批参与者，她计划招募城市女性十五人，农村男性十五人。城市女性从公众号的报名者中筛选，农村男性从陈屿的Excel表格里挑。地点就在青石桥村，老周已经把村委会旁边的一栋闲置农房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能住人。

    方桐把活动方案写了三版，第一版太像商业培训（“通过沉浸式体验促进跨阶层社交”），第二版太像旅行团（“远离城市喧嚣，体验田园生活”），第三版她终于找到了感觉——“放下手机，一起干活”。

    对，核心就是“一起干活”。不是“互相了解”，不是“深度交流”，不是“敞开心扉”。就是干活。一起种地、一起做饭、一起修房子、一起喂鸡、一起打扫卫生。干着干着，话就多了；话多了，人就熟了；人熟了，有没有可能就看缘分了。

    方桐把这个想法跟陈屿说了。陈屿听完，沉默了三秒钟，说了两个字：“可以。”

    方桐等了半天，等他继续说，比如“你这个想法很好”“你真聪明”“我好佩服你”。但他没有。他就说了“可以”，然后就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手机了。

    方桐忍不住了：“你就不多说两句？”

    陈屿抬起头，一脸无辜：“说什么？”

    “比如说，表扬我一下？”

    “表扬你什么？”

    “表扬我这个活动方案想得好？”

    陈屿想了想，认真地说了句：“你这个活动方案，想得还行。”

    方桐差点被口水噎死。“还行”？她花了一个星期写的方案，被客户夸过“完美”、被老板赞过“专业”、被闺蜜们说“你应该去开策划公司”的方案，在他嘴里就是“还行”？

    但她转念一想，对陈屿来说，“还行”已经是最高评价了。他夸李二狗“鸽子训得还行”，李二狗高兴了好几天。他夸张大勇“二胡拉得还行”，张大勇当晚就加练了两个小时。他的“还行”，相当于别人的“太棒了”。

    方桐叹了口气：“行吧，还行就行。”

    陈屿低头继续看手机。过了一会儿，他没抬头，说了一句：“你这个活动，最大的问题不是方案，是人。”

    “什么意思？”

    “你招的城里姑娘，她们来之前，心里想的是什么？”陈屿放下手机，看着她，“她们是来帮助农村贫困群众的？还是来体验生活的？还是来找对象的？这三种心态，结果都不一样。”

    方桐愣住了。她没想过这个。

    “还有，”陈屿继续说，“村里的男的，他们怎么想？他们是来相亲的，还是来被挑选的？如果觉得自己是被挑选的，一开始就矮了一头，那还怎么处？”

    方桐张了张嘴，想说“你说得对”，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你怎么不早说？”

    “你没问。”

    方桐深吸一口气，忍住了一拳打过去的冲动。

    她不得不承认，陈屿说得对。这个活动的成败，不在于方案有多好，而在于参与者的心态。如果城里姑娘抱着“我来扶贫”的心态，那她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地看待农村男人；如果农村男人抱着“我被挑选”的心态，那他们永远不可能自信地展示自己。

    她需要做一个“心态建设”——让城里姑娘知道，她们不是来“施舍”的；让农村男人知道，他们不是来“乞讨”的。

    “这个心态建设，怎么做？”方桐问陈屿。

    陈屿想了想：“城里姑娘那边，你来讲。农村这边，我来。”

    方桐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闷是闷了点，但可靠是真的可靠。她不问他“你打算怎么讲”，因为她知道他不会说。他不是藏着掖着，他是要等做完了再说。

    “好。”方桐说，“你负责农村那边。”

    “行。”

    然后两个人就沉默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两个人中间的桌子上，桌上有一杯茶，是周婶泡的，茶叶已经沉到了杯底。窗外的鸡在叫，咯咯咯的，像是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

    方桐忽然觉得，她和陈屿之间的沉默，已经不尴尬了。以前分手后见面，沉默是煎熬；现在沉默是日常。就像一把用久了的椅子，不会嘎吱嘎吱响了，不是因为好了，是因为习惯了。

    三

    方桐花了两周时间，从一百多个报名者中筛选出了十五个城市女性。

    筛选标准很奇葩——不看学历，不看收入，不看长相，不看年龄。她看的是“动机”。

    报名表上有一道题：“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活动？”有的人写“想体验农村生活”，淘汰；有的人写“想帮助农村贫困群众”，淘汰；有的人写“想找个老实人嫁了”，淘汰；有的人写“我觉得城市男人太现实了，想看看农村男人是不是不一样”——这个留下。

    最后留下的十五个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做会计的，有当老师的，有做设计的，有开网店的，有做保险的，还有一个是……抖音网红，二十万粉丝，专门拍“精致独居女性”的vlog。

    方桐看到那个网红的时候，犹豫了。她怕这个人来了之后，全程直播，把赵铁柱、李二狗他们变成“真人秀素材”。但她又一想，也许这是个机会——二十万粉丝，如果她愿意帮忙宣传，项目的影响力能翻好几倍。

    方桐给那个网红发了一条消息：“你来可以，但不能直播，不能拍视频，不能拍照发朋友圈。你来的这七天，手机要上交。”

    网红回复了一个问号：“？？？那我怎么更新内容？”

    “停更七天。”

    “七天不更新，我的粉丝会掉光的。”

    “那你就别来。”

    网红沉默了一天，第二天回了两个字：“好吧。”

    方桐松了一口气。她不知道这个网红来了之后会不会听话，但她至少把规矩立了。

    与此同时，陈屿也在村里做“思想工作”。他把十五个入选的农村男人叫到村委会，开了一个会。

    方桐没有去，但她后来听老周转述了——陈屿在会上说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扎在点上。

    “你们不要去讨好她们。”陈屿说，“你们是去找对象的，不是去找主人的。你们跟她平等，她不比你高，你不比她低。你种地怎么了？种地不丢人。你穷怎么了？穷不是你偷的、不是你抢的。你要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那你就真的低人一等了。”

    老周说，陈屿说完这段话，屋里安静了足足半分钟。然后赵铁柱第一个开口：“陈屿，你说得轻巧。你站说话不腰疼。你不也是光棍吗？”

    老周说他当时差点笑出声。

    陈屿没有生气。他说：“我是光棍。但我是自己选的。你们要是也想自己选，那就先得把自己当个人。”

    全场又安静了。

    老周说，那天散会之后，好几个男人眼眶都红了。不是感动的，是憋屈的——这么多年，没人跟他们说过“你是个人”。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光棍”，是“问题”，是“社会负担”。只有陈屿说了——“你是个人”。

    方桐听完老周的转述，一个人坐在村委会的台阶上，哭了好久。

    不是为了陈屿，是为了那些男人。

    他们活了三四十年，竟然没有人跟他们说过一句“你是个人”。

    这他妈是什么社会？

    四

    活动开始的前一天，方桐失眠了。

    她躺在镇上快捷酒店的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明天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城市姑娘嫌脏，农村男人自卑，双方尬聊冷场，有人中途跑路，有人当场翻脸，有人直播被没收手机后闹事……每一种可能性都像一只小怪兽，在她脑子里蹦迪。

    凌晨两点，她给陈屿发了一条消息：“你睡了吗？”

    五秒钟后，陈屿回：“没。”

    “你怎么也不睡？”

    “在想明天的事。”

    方桐心里一暖。原来他不是不紧张，他只是不说。这人就像一座冰山，你看到的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水面下的，大到你无法想象。

    “你觉得明天会成功吗？”方桐问。

    陈屿沉默了几秒，回了一段话：“什么叫成功？是当场配对成功，还是七天之后有人愿意继续处？还是哪怕一个人都没成，但他们都觉得这七天没白过？”

    方桐盯着这段话，忽然明白了陈屿的意思——她的“成功标准”是结果导向的，必须有人成对、有人牵手、有人三个月后领证，她才觉得自己没白干。但陈屿的“成功标准”是过程导向的——只要参与者觉得“这七天没白过”，就算成功。

    方桐想了想，觉得陈屿的标准比她健康。她的标准太功利了，像是做咨询时跟客户定的KPI——“转化率”“成交额”“ROI”。但这不是卖产品，这是人的感情。感情不能用量化的方式去衡量，就像你不能用尺子量一朵花好不好看。

    “你说得对。”方桐打字，“成功就是，他们都觉得没白来。”

    “嗯。”

    “那你呢？你觉得你这些年没白过吗？”

    方桐发出这条消息之后，有点后悔。这个问题太私人了，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她盯着屏幕，等着陈屿的回复。一秒、两秒、三秒……十秒过去了，他没有回。二十秒、三十秒、一分钟——他还是没有回。

    方桐以为他不会再回了。她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手机震了一下。

    她赶紧拿起来看。

    陈屿回了一句话：“有你回来，就没白过。”

    方桐盯着这七个字，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把手机捂在胸口，哭得像个傻子。

    三年来，她一直在逃避一个事实——她伤害了这个人，她欠他一句对不起，她不知道该怎么还。但他说——“有你回来，就没白过。”

    不是“我原谅你”，不是“我不怪你”，不是“没关系”。而是“有你回来，就没白过”。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等的不是一句“对不起”，不是“我错了”，不是任何形式的道歉。他等的，就是她回来。只要她回来了，过去的一切就不重要了。被甩、被嫌弃、被抛弃，三年的孤独，瘦掉的十几斤，凌晨两点还在整理Excel的夜晚——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回来了。

    方桐打字的手在颤抖。她打了很多字，又删了，删了又打，来回折腾了十几遍。最后她只发了三个字：

    “我回来了。”

    陈屿回了一个字：“嗯。”

    就一个字。

    但方桐觉得，这个“嗯”比一万句“我爱你”都重。

    五

    活动第一天，天还没亮，方桐就爬起来了。

    她洗了脸，刷了牙，穿了一件干净的白T恤和一条牛仔裤——她特意选的，既不太正式也不太随意，既不太时尚也不太土气。她要给所有人一个印象：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当评委的。

    她开着那辆五菱宏光，先去镇上接了第一个到达的城市姑娘——就是那个之前发私信说“想参与”的小鹿，真名陆薇。陆薇比她小五岁，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背着一个登山包，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的是——猫粮。

    “你带猫粮干嘛？”方桐问。

    “万一村里有流浪猫呢？”陆薇理直气壮。

    方桐哭笑不得。青石桥村的流浪猫，吃的是老鼠，不吃猫粮。

    她们又去火车站接了一个从BJ飞过来的姑娘，姓周，叫周明明，三十一岁，在投行工作，看人的眼神像在审财务报表。她一上车就开始问方桐问题：“你这个项目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可持续性如何？退出机制是什么？”方桐被她问得一愣一愣的，心想：我是来找对象的，不是来上市的。

    陆薇在旁边小声跟方桐说：“她是不是把相亲会当成尽职调查了？”

    方桐差点笑出声。

    十五个城市姑娘，陆陆续续到齐了。方桐用五菱宏光跑了四趟，把人从镇上、从火车站、从汽车站一个个接回来。最后一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方桐把车停在村委会门口，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方姐，你辛苦了。”陆薇递给她一瓶水。

    方桐接过水，咕咚咕咚灌了半瓶。“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像老干部。

    十五个姑娘被安排住在那栋翻修过的农房里。房间不大，两人一间，床是铁架子上下铺，被褥是周婶新买的，枕头有点硬，但至少干净。方桐本来以为会有人抱怨条件差，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人抱怨。可能是她们来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不是来住酒店的，是来体验农村生活的。

    晚饭是周婶做的，大锅饭，四菜一汤。姑娘们围坐在院子里的大圆桌旁，有人拿出手机想拍照，方桐咳嗽了一声，那人赶紧把手机收了起来。规矩已经定了——这七天，手机上交。不是不让用，是每天统一发放一小时，处理必要的事务，其余时间全部锁在保险柜里。

    方桐知道这个规矩很变态。但不变态不行——如果不收手机，这些人会变成什么？吃饭先拍照，干活先自拍，聊天的时候眼睛盯着屏幕。那还叫什么“看见彼此”？看见个屁。

    手机交上来的时候，方桐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表情。有人坦然，有人犹豫，有人肉疼——那个二十万粉丝的网红，把手机交出来的时候，像在跟自己的孩子告别，眼泪汪汪的。

    “方姐，真的不能让我拍一张吗？就一张？我不发，我自己留着看？”

    “不行。”方桐面无表情。

    网红深吸一口气，把手机递给她，然后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手机，像在确认它还在。

    方桐把手机锁进保险柜的时候，心里有点发虚——她没收了一部二十万粉丝的手机，万一这人出去之后在网上骂她，她的项目就完了。但她咬了咬牙，心想：管他呢。要骂就骂，大不了我再写一篇文章解释。

    六

    第二天早上，城市姑娘们和村里的男人们第一次见面。

    地点在村委会门口的大榕树下。方桐安排了一个“破冰环节”——每个人做一分钟自我介绍。

    城市姑娘们先来。她们一个个上台，用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微笑、标准的语速，介绍自己的年龄、职业、兴趣爱好。有的人说“我喜欢旅行”，有的人说“我喜欢看书”，有的人说“我喜欢健身”，有的人说“我喜欢美食”。方桐听了半天，觉得这些自我介绍像是从同一个模板里复制粘贴的——“我叫某某，今年多少岁，做什么工作，平时喜欢干嘛。”没有一个人说“我脾气不好”“我其实很孤独”“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轮到农村男人了。

    第一个上台的是赵铁柱。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工作服——不是新的，但洗得很干净，领口的扣子系得规规矩矩。他站在前面，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儿，一会儿插兜，一会儿拿出来，一会儿攥成拳头。

    “我叫赵铁柱……四十三岁……种地的。”他说完这三句，就卡住了。

    全场安静。姑娘们看着他，他低着头看地面。方桐想上去救场，但被陈屿拉住了。陈屿小声说：“别去。让他自己来。”

    赵铁柱沉默了很久。久到有人在下面开始小声议论。然后他突然抬起头，看着台下，说了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

    “我不会说话。但我会干活。你要是嫁给我，地里的活不用你干，家里的饭我做。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是没钱。你们要是不嫌我穷，就……就……”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脸憋得通红，像一只煮熟的螃蟹。

    台下有人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他好可爱啊”的笑。一个姑娘带头鼓了掌，其他人也跟着鼓掌。赵铁柱被掌声吓了一跳，抬起头，看到所有人都在看他，眼神里不是同情，是鼓励。他的眼眶红了，低着头走下了台。

    第二个是李二狗。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红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顶，看起来像是把自己塞进了一个红色的套子里。他站在台上，腿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我、我叫李二狗……三十八岁……种地、养鸽子……”他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展开，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我叫李二狗。我今年三十八岁。我种地，养鸽子，还会养鸡。我没有房子，但我可以盖。我没有车子，但我可以学。我不抽烟，不赌博，偶尔喝酒但不喝多。我希望找一个不嫌我穷、愿意跟我说话的人。”

    念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台下。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完成任务了”的如释重负，但也有一丝期待——“你们觉得我怎么样？”

    又是那个带头鼓掌的姑娘，这次拍得更大声。李二狗的脸红了，但这次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高兴。

    第三个是张大勇。他不紧张。他一上台就笑嘻嘻的，像是来演出的。他从身后掏出一把二胡，说：“我先给你们拉一曲，拉完再说。”

    然后他坐下，拉了一曲《二泉映月》。说实话，拉得不怎么样——音准飘忽，节奏不稳，高音部分像踩了鸡脖子。但那股劲儿在那儿——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整个人沉浸在音乐里，像是在跟世界说：“你看，我也会点东西。”

    拉完之后，台下有人鼓掌。张大勇站起来，鞠了个躬，笑嘻嘻地说：“我叫张大勇，四十一岁，会拉二胡，会开拖拉机，会修自行车。你们谁有自行车坏了，找我。”

    台下笑成了一片。

    方桐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动。这些男人，昨天还是“光棍”，还是“问题”，还是“被社会遗忘的人”。但今天，他们站在台上，笨拙地、羞涩地、勇敢地，向一群陌生的女人展示自己——我不会说话，但我能干活；我没有钱，但我有鸽子；我拉二胡不好听，但我敢拉给你们听。

    这不就是“看见彼此”吗？

    方桐转过头，想找陈屿。她看到他站在榕树后面，靠着树干，低着头在看手机——不对，他没有手机，手机被她锁在保险柜里了。他在看一片树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像是在研究叶脉的走向。

    方桐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你看到了吗？”她问。

    “嗯。”

    “你觉得怎么样？”

    陈屿把树叶放在树干上，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神还是那样，平静的，温温的，像冬天的太阳。

    “还行。”他说。

    方桐笑了。这次她没翻白眼。

    “还行”就是“很好”。

    七

    下午是“一起干活”环节。

    方桐把十五对男女分成五组，每组六个人（三男三女），分别去干不同的活——一组去地里锄草，一组去鸡场喂鸡，一组去果园摘橙子，一组去村头修水渠，一组在村委会打扫卫生。

    她以为城市姑娘们会抱怨、会偷懒、会找借口不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都干得很认真。有个做会计的姑娘，蹲在地里拔草，拔了一个小时，手都磨出水泡了，愣是没吭一声。有个做设计的姑娘，去鸡场喂鸡，被鸡追着跑了半条街，回来的时候头发上沾着鸡毛，但她笑得比谁都开心。

    最让方桐意外的是那个网红。她被分到了果园组，任务是摘橙子。她爬上梯子，摘了一个小时，摘了满满三筐橙子，下来的时候腿都在抖。方桐问她累不累，她说：“累。但我以前不知道橙子是长在树上的。”方桐差点笑喷——“那你以为橙子是长在哪儿的？”“超市里。”

    方桐看着她满头大汗、却一脸满足的样子，忽然觉得，也许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在帮农村男人找对象，也是在帮城市姑娘找回一些她们丢失的东西——比如劳动的快乐，比如对食物的敬畏，比如“我也可以做点体力活”的信心。

    傍晚，所有人回到村委会，一起吃晚饭。晚饭是大家自己做的——有人洗菜，有人切菜，有人炒菜，有人摆碗筷。方桐本来想掌勺，但被一个开网店的姑娘抢先了——“我在家天天做饭，我来。”结果那姑娘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色泽红亮，清炒时蔬翠绿，连汤都炖得鲜香四溢。方桐吃了一口，惊为天人——“你这是开网店的还是开餐厅的？”

    姑娘笑了笑：“我单身七年了，不会做饭早饿死了。”

    方桐听了这句话，心里一酸。单身七年，学会做饭，不是因为热爱烹饪，是因为没有人给你做饭。这不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吗？她在上海的那些年，一个人吃外卖吃到吐，后来也开始学做饭——做出来的东西，不能说好吃，但至少能吃。她学会做饭，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不得不。

    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夜空中星星很多，比城市里多几十倍。有人指着天空说“那是北斗七星”，有人说“那个是牛郎织女星”。赵铁柱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小，但所有人都听到了——

    “我小时候，晚上没事做就看星星。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全场安静了一下。然后一个姑娘问：“你小时候没事做，不写作业吗？”

    “没作业。放学了帮家里干活。干完活天就黑了，黑了就看星星。”

    又是一个沉默。那个姑娘没有再问。方桐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小时候的夜晚，是奥数班、钢琴课、补习班。而赵铁柱的夜晚，是星星。

    两个世界的人，第一次坐在同一片星空下，看着同一片天空。

    方桐坐在角落的台阶上，抱着膝盖，看着这群人。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发呆，有的人在看星星，有的人在偷偷打量旁边的人。她觉得，这个画面，比任何精心设计的相亲环节都美。

    陈屿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她旁边。

    “你不去跟他们聊天？”方桐问。

    “不想聊。”

    “那你来干嘛？”

    “看你。”

    方桐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月光下，他的轮廓很清晰，鼻梁挺直，下颌线分明。他看着她，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我爱你”的炽热，是那种“我看着你就觉得安心”的温柔。

    方桐的脸红了。她赶紧转过头，假装在看星星。

    “陈屿。”

    “嗯。”

    “你说，这些人里面，会有成的吗？”

    陈屿想了想，说：“不知道。但至少，他们今天都没白过。”

    方桐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月光洒在两个人身上，洒在院子里所有人身上，洒在这座小小的村庄上。

    远处的狗不叫了，鸡不吵了，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像一首温柔的催眠曲。

    （第八章完）

    第九章预告：篝火夜话——活动第五天，篝火晚会，有姑娘哭，有男人哭，有人第一次说出藏在心底的话，有人第一次被认真倾听。方桐在火光中看到了陈屿的脸，她忽然很想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在等我？”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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