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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作者：林祖春绿

    六月初五，芒种后第七日，我坐在打麦场边的梧桐树下写信。

    给谁呢？

    给十六岁在陶瓷厂流水线上数瓷砖的自己，给二十三岁嫁人时攥着红盖头发抖的自己，给三十八岁站在北京地铁里被挤掉鞋却不敢弯腰捡的自己。

    给每一个在泥土里滚过、又在水泥地上摔过的我。

    信纸是昨夜从旧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格子里还印着“姓名______班级______”——那是我儿子去年剩下的田字格本。笔是赶集时花两块五买的圆珠笔，写着写着就漏油，洇开一团蓝，像昨年秋天落在麦穗上的霜。

    我忽然想起初中班主任李老师说过：“李麦香，你写东西时眼睛里有光。”

    那时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泡桐花开得正疯，紫色花穗垂下来，几乎要探进语文课本里。我说老师，我想写我们村的故事。老师说好，等你长大了写。

    今年我四十二岁。

    泡桐树早被砍了，盖了三层小楼。

    而我终于提笔。

    ---

    我姓李，叫麦香。名字是我爷爷起的——我们李家三代单传，到我爹这辈才一口气生了三个。我上头有个哥哥叫李丰收，下头有个弟弟叫李满仓，中间这个闺女，本该叫李麦穗，爷爷说麦穗轻飘飘的，不如麦香实在，风一吹，满地都是味道。

    我生在1984年，农历闰十月，那年秋天村里的大喇叭反复播一条新闻，说中英两国签了个什么联合声明，香港要在1997年回归。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说香港在哪儿？远不远？旁边二大爷说远，得坐火车。我爹说那得多少钱？二大爷说不知道。然后两个人就沉默了，继续抽烟。

    我们家在鲁西北平原一个叫柳河村的地方，村东头有条小河，河两边种满了柳树。每年春天柳絮飘起来的时候，整条河都白了，像是下了一场迟到的雪。我小时候总在河边洗衣服，棒槌砸在青石板上，咚咚咚，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河对岸是张庄，张庄有个哑巴，每天傍晚赶着一群鸭子过河，鸭群嘎嘎叫着，他就举着一根竹竿，在夕阳里站成一道剪影。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但他认识我，每次看见我都会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我妈说哑巴不傻，他心里明镜似的。

    我八岁上小学，学校在村西头，三间瓦房，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和一棵老槐树。槐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在树下跳绳，绳子是麻绳，抽在地上啪啪响，扬起一小片尘土。教我们语文的赵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她总说：“麦香，你手这么巧，将来学个裁缝吧。”我说我不，我要当作家。赵老师就笑，作家也得先学会写作文啊，你昨儿写的《我的理想》，怎么开头就写‘我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因为作家不用干活’？

    全班哄堂大笑。

    我红了脸，低下头看自己的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向日葵，是我妈前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绣的。她眼睛不好，绣到半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红得像兔子。我说妈你别绣了，她说那怎么行，明天学校检查卫生，你鞋上有个洞。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十五岁，春天，我爹在工地上摔断了腿。他是在架子上干活时掉下来的，小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四个月。包工头给了两千块钱医药费就走了，再没露面。我娘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回来伺候我爹，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顶起来，像两座小山。

    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爹跟我娘说：“麦香她娘，要不……让麦香别上了吧。”

    我娘沉默了很久，说：“她成绩好，老师说能考上高中。”

    “考上了又怎样？家里供不起两个。”我爹叹了口气，“丰收今年要娶媳妇，满仓还小，你算算这账。”

    我趴在炕上装睡，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把书包里的课本掏出来，整整齐齐码在炕柜上，然后去灶间烧火做粥。我娘起来看见，什么也没说，只是往灶膛里多添了一把柴。火苗腾地蹿起来，映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那年秋天，我去了镇上的陶瓷厂。厂里招贴花工，就是把印好的花纸贴在素坯上，然后进窑烧。一个月工资一百二，管一顿午饭。我第一天去的时候，车间里全是白瓷的碗和盘子，摞得比我还高，日光灯白惨惨地照着，嗡嗡响，我觉得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米缸里。

    带我的师傅姓刘，四十多岁，左手缺了两根手指。她说这是十年前被机器轧的，厂里赔了八百块钱。她教我贴花的时候手很稳，剩下三根手指捏着花纸，一点一点地贴在碗壁上，严丝合缝。

    “丫头，”她说，“你手抖什么？”

    “我有点怕。”

    “怕啥？”

    “怕把碗弄坏了。”

    刘师傅笑了，“弄坏了就弄坏了，一天碎上几十个都不叫事。记住，咱们这活儿啊，就是耐着性子磨，手要稳，心要定。”

    我在陶瓷厂干了两年半，从贴花工干到检验工，工资涨到一百八。第三年开春，厂里效益不好，裁了一批人，我也在其中。厂长在大会上说：“感谢大家多年来的辛勤付出。”然后每人发了一袋大米一桶油，就算打发了。

    我抱着大米和油从厂里出来，走到镇上的汽车站，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招工启事，县城新开了一家鲜花坊，招女工，月薪三百。我攥着那张纸条站了很久，太阳晒在后背上，暖烘烘的，风里飘来槐花的味道。

    我想起小学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想起赵老师眼镜腿上的胶布，想起我在作文本上写的那句“作家不用干活”。十五岁的我真是天真，天真的像田埂上那些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落到哪儿算哪儿。

    鲜花坊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指甲涂得鲜红。她让我负责打理花材和扎花束。我第一次知道花有这么多名字：玫瑰、百合、康乃馨、满天星、勿忘我、情人草……有的花好看但便宜，有的不起眼却贵得要命，像那些深紫色的洋桔梗，一朵就能卖八块钱。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给花换水，剪根，把蔫了的挑出去。那些蔫了的花也不舍得扔，我就带回出租屋插在罐头瓶里，看它们从萎靡到绽放，再从绽放到凋零，像极了某种人生。

    有一天下午店里没什么人，老板让我插一束粉色系的花，说是客人订了送给女朋友的。我挑了粉玫瑰、粉百合、粉色的康乃馨，又扯了几枝淡紫色的勿忘我作点缀。扎完以后老板看了半天，说：“麦香，你这手是真巧，要不你去学学花艺？我出钱。”

    我没去学。因为那年冬天我认识了周大勇。

    周大勇是隔壁蛋糕店的裱花师傅，每天下午都过来买一枝白玫瑰，说是放在蛋糕柜台上好看。他个子不高，戴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有酒窝。我们熟起来是因为有一次他买玫瑰的时候，我正好在给一把黄莺去刺，刺扎进指头里，血珠子一下冒出来。他二话不说从兜里掏出一块创可贴，说“我这人随身带这个，手容易划伤”。

    后来他请我吃蛋糕，自己做的，芒果慕斯，上面用巧克力酱画了一只小兔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兔子？他说我看你工位上有个兔子摆件。

    我们谈了两年恋爱。第三年，他跟我说：“麦香，跟我去BJ吧。我表姐在那边开了个烘焙坊，缺人手，咱俩过去帮忙，攒几年钱就回来。”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像所有二十三岁的姑娘一样，觉得爱情能当饭吃。我辞了鲜花坊的工作，跟我娘说要去BJ。我娘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针在头发里划了一下，说：“去吧，趁年轻。但要记得，走多远都得回来，咱家的地还给你留着。”

    我跟着周大勇到了BJ，住在丰台一个城中村里，房租一个月八百，一间十五平米的屋子，窗户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他表姐的烘焙坊在西单的一条胡同里，门脸不大，但生意不错。我在后厨帮忙打鸡蛋、筛面粉、洗烤盘，两只手常年泡在冷水里，冬天冻得像胡萝卜，夏天又被烤箱烤得发烫。

    BJ的夏天可真热啊。四十二度，胡同里的柏油路都被晒化了，踩上去黏脚。后厨没有空调，只有一架咯吱咯吱响的旧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先冲个凉水澡，然后坐在床上发一会儿呆。窗外的城中村里住满了和我们一样的人，有送外卖的，有开滴滴的，有在工地上搬砖的，有在商场里扫地的。深夜时分，巷子里飘着各种味道：四川的麻辣烫、河南的胡辣汤、安徽的板面、东北的烧烤。烟火气浓得像要把整条巷子点着。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怀了孕。

    周大勇高兴得蹦了起来，抱着我在屋子里转圈，头撞上门框也不觉得疼。他说麦香麦香咱们要有孩子了，我得赶紧挣钱，得多接单。

    他确实更拼了。白天在表姐店里干，晚上又接私活，给那些做微商的人做蛋糕，常常做到凌晨一两点。我挺着大肚子帮他把裱花袋递过去，看他手腕翻飞，一朵朵奶油花在蛋糕上绽放。

    孩子生下来那天是个秋天，正好赶上BJ最美的季节，天蓝得不像话，路边银杏黄澄澄的。是个闺女，六斤四两，哭声响亮。周大勇抱着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说像我，像麦香。

    我们给她起名叫周念安，念是思念的念，安是平安的安。

    有孩子以后日子更紧了。奶粉、尿不湿、疫苗、房租，哪样都要钱。我出了月子就回去干活，把孩子背在背上，一边揉面一边哼儿歌。面团在案板上扑扑地响，孩子在我背上咿咿呀呀地唱，我忽然想起我娘当年也是这样，背上背着我，手里干着活。

    那时候我常常做同一个梦：梦到我又回到了柳河村，站在打麦场上，金黄的麦粒在脱粒机里飞溅，打在我脸上，扎扎的，痒痒的。我爹开着三轮车突突突地跑，我哥扛着麻袋，我弟弟在后面追。风里全是麦子的味道，又干又甜，像是把整个夏天都晒进了肺里。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BJ那张一米五的床上，旁边是周大勇的呼噜声，隔壁是孩子嘤嘤的梦呓。窗外有汽车喇叭在响，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周念安三岁那年我们搬了家，从丰台搬到昌平，屋子大了些，但更远了，每天通勤要两个多小时。周大勇的表姐把烘焙坊转给了别人，我们盘下来一个小门脸，在回龙观开了自己的蛋糕店，名字就叫“念安烘焙”。

    那几年我们起早贪黑，凌晨四点起床烤面包，晚上十点关门洗烤盘。周大勇的手腕得了腱鞘炎，贴着膏药还接着干。我在前台收银、打包、招呼客人，两只脚站得静脉曲张，小腿上爬满了蚯蚓一样的青筋。

    但生意慢慢好起来了。老顾客越来越多，有人专门从别的区跑来买我们的肉松小贝和提拉米苏。周末的时候店里排长队，我和周大勇忙得脚不沾地，孩子就坐在后厨的小板凳上自己玩，面前摆着一块边角料蛋糕，吃得满脸都是奶油。

    有次一个老太太来买蛋糕，说孙女过生日。她挑了半天，最后选了一个六寸的水果蛋糕，一百二十八块钱。她从手绢里一层层地拆钱，有零有整，数了半天才凑齐。我说阿姨，要不给您便宜点？老太太摇摇头，说不用，我孙女就爱吃你们家的。她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奶奶，想起小时候她赶集回来，给我带一块油饼，用油纸包着，揣在怀里，还是热的。

    那天晚上我回去跟周大勇说：“我想给我娘寄点钱。”他说寄多少？我说两千。他说行，再添五百，给爹买条好烟。

    我们在BJ待了十二年。十二年里，我爹走了，脑溢血，走得急，没受什么罪。我娘一个人守着老屋和那几亩地，种不动了就租给别人种。我哥在县城的工厂上班，我弟弟在济南开了个修车铺。每年过年我们回去，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顿年夜饭，我娘烧一桌子菜，饺子馅里照例要放一个钢镚儿，谁吃到谁有福气。

    周念安在BJ上到小学五年级。她学习成绩一般，但画画特别好，老师说有天赋。她画的画里有大片的麦田、红瓦房、老槐树，还有一条蓝得发亮的小河。我问她这是哪儿？她说妈妈，这是你老跟我讲的柳河村啊。

    那一刻我忽然特别想家。

    我跟周大勇商量，说咱们回去吧。BJ待了这么多年，也没攒下多少钱，户口没有，房子没有，孩子以后上学都是问题。周大勇抽了一宿的烟，第二天早上跟我说：“行，回去。”

    我们关了蛋糕店，处理了设备，退掉房子，打包了整整十七个纸箱。走的前一天，周大勇带着孩子去天安门看了升旗，我在屋子里最后收拾一遍，从床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各种票据：第一张工资条、第一份租房合同、第一张孩子画的全家福、第一束周大勇送我的花——已经干成了标本，一碰就碎。

    我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窗外的BJ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霓虹灯明明灭灭。我突然想起当年从陶瓷厂出来，站在汽车站的那天下午，阳光、槐花、风，和一张招工启事。那时我以为我走向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后来才发现，我只是在兜圈子。从一个圈子到另一个圈子，从泥土到水泥，再从水泥回到泥土。

    但兜了这么大一圈，我终于知道我要什么了。

    回来那年我三十八岁，麦收时节。

    三轮车拉着我们十七个纸箱开进柳河村的时候，路两旁的麦子正熟透了，金灿灿的一片连着一片，风一吹，麦浪滚滚，像是大地在呼吸。我摇下车窗，麦香扑进来，灌了满满一鼻子。

    我娘站在门口等我，腰佝偻了许多，头发全白了。她穿着那件我记忆里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发白，看见我就咧嘴笑了，露出缺了的两颗门牙。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我说。

    周念安从车上跳下来，管她叫姥姥。我娘摸摸她的头，说长得真像麦香小时候。然后转身往屋里走，边走边说：“灶上炖了鸡，早上刚杀的，还热乎着呢。”

    我在柳河村安顿下来，把老屋重新粉刷了一遍，院子里种上花，东墙根底下搭了个葡萄架。几亩地没有全种粮食，留了两亩种蔬菜，番茄、黄瓜、豆角、茄子，又养了一笼鸡一头猪，日子就这么过了起来。

    每天天不亮我就醒了，去地里转转，看露水在叶子上滚。日出的时候扛着锄头回来，做早饭，叫孩子起床，送她去镇上上学。中午去菜园子浇水、拔草、捉虫，傍晚坐在院子里择菜，听广播里的评书，等天黑透了就进屋睡觉。

    周大勇在村里开了个小小的糕点铺，就在村口老槐树底下，专卖桃酥、麻花、绿豆糕这些老式点心。村里人都说好吃，比镇上超市里的强，连隔壁张庄的人都骑着电动车来买。他干着干着又琢磨出新花样，把麦子磨成粉做饼干，起名叫“麦香酥”，居然在乡里的农产品展销会上得了奖。

    我娘说：“你看看，麦香，你这辈子还是跟麦子有缘。”

    我笑着说：“娘，我名字就叫麦香。”

    日子像村子西头那条小河里的水，平静地流着，不急不缓。但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窗外的虫鸣，我会忽然想起BJ那些夜晚——汽车喇叭声、邻居的吵架声、楼下烧烤摊的划拳声。那些声音远去得像上辈子的事。

    前阵子麦收，周大勇开着三轮车去地里拉麦子，我跟在后面捡掉落的麦穗。日头毒辣辣的，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滋啦一声就没了。我弯腰捡着捡着，忽然直起身来，看着眼前这一大片金色的海。

    远处的联合收割机突突突地响着，扬起漫天的秸秆碎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下了一场金色的雪。风里是麦子熟透的味道，混着泥土的腥气，还有汗水的咸。

    我忽然想起二十三岁那年离开家，也是麦收时节。我娘送我到村口，从兜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塞给我，说路上吃。我走了很远回头，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蓝布褂子的衣角被风吹起来，人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蓝色的点，融进了金色的麦田里。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翻旧东西，翻出一个纸箱子，里面是我上学时的课本和作业本。作业本上还有赵老师的批语：“优”、“良”、“需努力”。其中一本作文本，最后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家乡》，我写的是：

    “我的家乡在鲁西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村东头有一条小河，河边种满了柳树。每年秋天，地里的庄稼都收了，麦子也种下了，田野就空了，空得像一张白纸。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麦苗就会从土里钻出来，一点一点地绿起来，绿得铺天盖地，绿得像把整个春天都绣在了大地上。”

    底下是赵老师的红笔批语：“观察细致，感情真挚，有乡土气息。若能再多读些书，多写些字，将来或可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我看了半天，把本子合上，放回箱底。

    夜深了，周念安在隔壁屋睡着，呼吸声均匀。周大勇在打鼾，我娘在里屋轻轻地咳嗽。窗外月光很好，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葡萄藤的影子印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

    我打开手机，下载了一个叫“抖音”的APP。这是上次在镇上赶集时，碰见初中同学李秀芳，她教我的。她说麦香你手那么巧，做的饭也好吃，地里的东西又新鲜，你拍个视频发网上，肯定有人看。我说我不会。她说简单，我教你。

    我确实不会。但那天晚上我试了试，拍了院子里那棵核桃树，镜头晃晃悠悠的，配了句“这是我家种了二十年的核桃树，今年结的果比去年多”。点了个发布，就扔下手机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六十七个赞，十九条评论。

    有人说：“这棵树真好。”有人说：“姐姐你家在哪儿？”还有人说：“我也是农村的，看你的视频想家了。”

    我盯着那些评论看了很久。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没上过大学，没干过什么大事，嫁了个普通人，生了个普通孩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在我们村那些婶子大娘眼里，我就是个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的。

    可我看着那些评论，忽然觉得，也许我这一生，也可以被另一种目光看见。

    于是我每天开始拍一点：早晨露水里的豆角，夕阳下的麦浪，孩子放学路上的蒲公英，周大勇烤出来的第一炉桃酥，我娘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样子。有时候也对着镜头说几句话，说种地的事，说做饭的事，说在BJ那几年的酸甜苦辣。

    有一次我说起陶瓷厂那段，说当年怎么在流水线上贴花纸，怎么被机器扎了手，怎么被裁员后抱着一袋大米一桶油站在汽车站发呆。说着说着自己倒没什么，评论里却有人哭了。

    一个网友说：“姐，我今年在富士康打工，看了你的视频，觉得自己也能熬下去。”

    另一个说：“姐姐你在BJ那段跟我一模一样，我都看哭了。”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的人啊，看起来千差万别，其实心里头装着的东西差不多。都在吃苦，都在硬撑，都在夜里偷偷想家，都在天亮以后装作没事人一样继续往前走。

    我回不到十六岁在陶瓷厂的日子，也回不到二十五岁在BJ的地下室，但那些日子都没有白过。它们变成了我骨头里的钙，血里的铁，变成我说话时的语气，看人时的眼神。

    前些天村里的赵婶子来串门，说麦香你现在可是名人了，我们都在手机上看见你。我说婶子，我那算什么名人，就是拍拍家常。赵婶子说家常好啊，家常最真实。她走了以后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头顶的核桃树沙沙地响，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儿。

    我想起赵老师，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个说“作家不用干活”的李麦香。如果她现在看见我，看见我写的这些字、拍的这些画，会不会说一声“有点进步了”？

    其实我现在也不写什么正经东西。就是在那些视频下面配一段文字，有时候几十个字，有时候长一点，把想说的话写出来。没什么章法，也不讲究修辞，就像跟人聊天似的，说到哪儿算哪儿。

    但写着写着我就想，也许我可以写得更长一点。写写我这一辈子，写写我们村，写写那些在地里刨食、在城里流汗、最后又回到地里的人。

    麦子一年年地熟，一年年地割。人也是。一茬一茬地生，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老。那些故事如果不记下来，就跟麦秸一样，烧了，化了，风一吹，什么都没了。

    于是我摊开本子。

    就是那个旧作业本，周念安的田字格，剩了半本没用完。圆珠笔漏油，写到一半要甩一甩。窗外的风从打麦场上吹过来，带着麦壳子的碎屑和干燥的阳光，糊了我一脸。

    我在第一行写下：

    “我叫李麦香，1984年生人，属鼠。柳河村的闺女，种地的。”

    然后我停了笔，想了很久。

    我想写什么呢？写那些碎了一地的碗？写那些蔫了又开的花？写BJ出租屋里昏黄的灯？写麦田里齐腰深的金浪？

    我想写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一个像麦子一样，被种下去，长出来，被收割，又种下去的，普通人的一生。

    我落笔的时候，院子里突然传来周念安的声音：“妈！快来看，核桃树上有只松鼠！”

    我搁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

    夕阳正好，金红金红的，把整个院子都染了色。那棵核桃树果然有一只松鼠，拖着蓬松的大尾巴，正抱着一颗青核桃啃。

    周念安仰着头看，眼睛亮晶晶的。

    周大勇从铺子里回来，手里拎着半块没卖完的枣泥糕，见我们娘俩都仰着头，他也仰头看：“看啥呢？”

    “松鼠。”我和孩子同时说。

    他就笑了：“松鼠有啥好看的，进屋吃饭。”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只松鼠。它啃完了核桃，一窜就没影了，只留下一根轻轻晃动的树枝。

    我转身进屋。

    晚饭是我娘做的，擀的面条，浇的西红柿鸡蛋卤，拌了黄瓜丝和蒜泥。周念安吃了两大碗，周大勇吃了三碗。我娘看我吃得少，又给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多吃点，地里活重。”

    我说好。

    吃完饭我刷碗，碗是白瓷的，边缘有一道浅浅的裂纹。是我前年赶集买的，一套六个，五块钱。我不知道这碗是哪天摔裂的，也不记得了，反正还能用。

    我把碗摞好，擦了手，又回到院子里。

    天彻底黑了。没有月亮，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就停了，夜又安静下来。

    我坐回梧桐树下那把小马扎上，摊开本子。

    灯从窗户里透出来，昏黄的一小片，刚好照亮这一页纸。

    我重新握住笔。

    这一次，再没有停下来。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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