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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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场设在学校多功能厅,空调开得太低了。
一百多个座位,坐了七八成满,小学语文组的老师们挤在前几排,后面几排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初中部的。莎莎选了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把背包放在旁边的空椅子上,从包里摸出一件开衫披上。产后复工才三周,身体还没完全从那个漫长的、消耗巨大的剖宫产手术中缓过来。伤口偶尔还会隐隐地扯一下,提醒她那里曾经被切开过七层——皮肤、脂肪、筋膜、肌肉、腹膜、子宫浆膜、子宫肌层。每一层都在愈合,每一层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疼痛指数告诉她:你不一样了,你经历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主席台上,教研员正在介绍今天的主讲人。“下面有请莲南小学的钟老师,钟老师有二十三年教龄,是我们区的语文教学专家,多次在市里、省里的教学比赛中获奖。今天她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新课标背景下,我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掌声响起来,稀稀拉拉的,不算热烈,但体面。
钟老师走上台,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微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烫着小卷,盘在脑后,说话中气十足,不用麦克风也全场听得见。她先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持续的时间、眼神扫视全场的节奏,都像是经过多年的讲台锤炼,已经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各位老师,下午好,”钟老师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带着一点混响,“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我在新课标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实践和体会。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多批评。”
台下有人笑了。这种谦虚是安全的、可控的、不期待任何真正批评的那种谦虚。
莎莎靠在椅背上,手不自觉地放在了小腹上。生完孩子之后,这个动作已经成了一种惯性——以前是感受胎动,现在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寻找安慰的姿势。宝宝——不,应该叫“孩子”了,已经出生了,三周了,是个男孩,六斤二两,剖出来的时候哭声响亮得让手术室里的护士都笑了。他现在在家里,由月嫂刘姐带着,莎莎出门前喂了一次奶,走的时候他正闭着眼睛,小嘴一张一合地找奶头。她在门口站了一下,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关上了门。
台上,钟老师已经开始讲了。
“新课标强调‘核心素养’,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很多老师觉得这是新东西,新东西落地难,其实我想说,核心素养这件事,我从教二十三年,一直在做。”
她转身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字——“语言的建构与运用”。
“举个例子,我带三年级的时候,教《富饶的西沙群岛》这一课。一般的老师怎么教?读课文、识字词、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我也做这些,但我多做了一个环节。我让学生闭上眼睛,听我读课文,然后在脑子里想象西沙群岛的样子,听完之后,每个人用一句话说出自己印象最深的画面。”
她顿了顿,目光在台下扫了一圈。
“有个学生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半是水,一半是鱼’。我当时非常激动,因为这句话是课文里没有的,是孩子自己从文字中感受到的,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不就是语言的建构吗?”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低头记笔记。
莎莎没有记。她的手在开衫口袋里摸到了手机,屏幕亮了又灭了,她没有看。她的目光落在台上,但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钟老师的声音变成了一种背景音,像空调的低鸣,像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像一种持续的、恒定的、不太需要被处理的环境信息。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这个词忽然让她想到了很久以前的事。
十八岁。
文。
她是怎么走上这条路来的,她已经不太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最初的动机了。她只记得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填了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为什么是中文?因为她喜欢读书,喜欢写字,喜欢那种把心里想的东西变成纸上文字的过程。高中的时候她在校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写的是校门口那棵老槐树,用了很多形容词,现在想来写得并不好,但语文老师在班上念了,说“李莎莎这篇写得很有味道”。那可能就是一切的起点——一个人因为被肯定而走上了一条路,然后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她坐在这里,听一个五十岁的、用了同一个套路教了二十三年书的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而她脑子里在想的是——我快乐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一池静水,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触及了一些她很久没有触及的角落。
她想了想那些快乐的日子。刚毕业那年,分到鹏城西边那所小学,带的第一个班是三年级。开学第一天,她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四十多张脸,手心全是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着——“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姓李。”声音有点抖,但孩子们没有笑她。下课的时候一个小女孩跑上来,手里拿着一颗糖果,说“老师,送给你”。那颗糖是草莓味的,她没舍得吃,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放了一个学期,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那大概是快乐的。那种快乐很纯,纯到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因为被接纳了,被认可了,被一个小女孩用一颗草莓糖定义了“老师”这个身份。
后来的快乐就变得稀薄了。不是没有,是越来越需要用力去感受。上了一堂成功的公开课,教研员评课的时候说“李老师这节课思路很清晰”,她开心了大概两天。班上平均分从年级第六提到了第四,她开心了大概一个下午。拿到了非编制教师的续签合同,她开心了大概一顿饭的时间——那顿饭吃的是食堂的酸菜鱼,吃到一半忽然想到明年还要再续签一次,那口鱼就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了。
台上的钟老师还在讲,这次讲的是“整本书阅读”。
“我们班每周五下午有一节阅读课,我带孩子们读整本书。《夏洛的网》读了三个星期,每一章都有阅读任务单,最后还有全班的读书交流会。有一个孩子在交流会上说——夏洛死了,但她的孩子们留下来了,威尔伯看到小夏洛的时候,他一定在想夏洛。”
钟老师的声音有些动情了。“我当时眼眶就红了。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能说出这种话,说明他读懂了。他读懂的不仅仅是故事,是生命,是死亡,是延续,是友谊。我觉得这就是语文教育的价值。”
台下有掌声,比开场时热烈了一些。
莎莎没有鼓掌。她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交叉放在膝盖上。
她忽然开始回想自己的二十一年——从十八岁师范中文专业算起,到现在,刚好二十年整。二十年。她在这二十年里做了什么?
她教过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她带过的班级,语文均分从来没有拿过年级第一,最好的成绩是第四,大多数时候在第五第六徘徊。她写过十几篇教学论文,发表了两篇,在一本没有听说过名字的期刊上,没有稿费,样刊寄来的时候她翻了翻,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目录上,心里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别的东西。她参加过两次区里的教学比赛,一次拿了二等奖,一次连复赛都没进。她评过一次职称,因为是非编制,流程比在编老师复杂得多,材料交了三次才通过。
她在这二十年里,最大的“功绩”是什么?也许不是教学上的,是生命上的——她从一个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变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这件事和工作无关,但在她心里,这件事的分量比她二十年里所有教学工作加起来都重。可是这种分量,不能写在述职报告里,不能用来评定职称,不能在任何正式的场合被提及和衡量。
她是一个老师,但她首先是一个病人、一个母亲、一个花了三年时间和癌症抢时间的女人。这些身份在工作之外的暗处生长,缠绕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无法对外人言说的东西。
而坐在台上的这个人,钟老师,二十三年教龄,区级专家,省赛获奖者,她的生命好像是透明的、干净的、没有任何裂痕的。她的成就感来自于课堂上学生的精彩回答,来自于那些被她从文字中“引导”出来的闪光时刻,来自于一届又一届学生对她的喜爱和怀念。这些东西是真实的,是可测量的,是可以在履历上一条一条列出来的。
而莎莎的履历上,列不出来的是那些——那些在手术室外的等待,那些宫腔镜术后全麻苏醒时的恶心,那些一个人爬七楼时在黑暗中停下来的瞬间,那些在电话里跟亚伦说“没事”时攥紧的拳头,那些在教会角落里、看着第一块第二块蛋糕被端走时的沉默,那些在讲台上、在教室门口、在办公室的工位上,咳到弯下腰又直起来继续讲课的早晨和下午。
这些算功绩吗?这些能算吗?如果这些不算,那她这二十年来,到底算不算活过?
钟老师讲到“教学相长”了。她说,她最大的收获不是教出了多少好学生,而是从这些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更好的人。
莎莎反复品味着这四个字。什么算更好的人?是更有耐心吗?是更有智慧吗?是更懂得爱与被爱吗?还是更懂得在绝望的时候不放弃,在孤独的时候不自怜,在被伤害的时候不怨恨?
如果后者也算,那她可能真的比很多人在“更好”的路上走得更远。可是“更好”的标准由谁来定呢?有谁会在乎一个非编制小学语文教师的内成长史吗?没有人会来衡量你“心灵的厚度”或者“韧性指数”或者“在无人看见时的坚持”。这些不会变成论文,不会变成课题,不会变成职称,不会变成任何可以被量化的、被承认的、写在纸面上的“功绩”。
她忽然想到但以理牧师的那句话——“你要活下去。活得久一点,活得好一点。”
“好一点”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不是功成名就,不是著书立说,不是在台上侃侃而谈。也许只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做自己该做的事,撑自己该撑的苦,爱自己该爱的人。也许“好”不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东西,而是一个方向,一个大致的方向,朝着它走,走多少算多少,走到哪儿算哪儿。
可是遗憾呢?遗憾也是一个方向吗?
莎莎遗憾的是,二十年来,她很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持续的、饱满的、不被打断的快乐。不是没有快乐,是有,但那些快乐总是被别的东西打断、稀释、冲淡——被对续签的担忧,被对教室常规评比的焦虑,被对班上那几个落后学生的无力感,被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恐惧,被那些她说不清道不明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对“我到底在做什么”的怀疑。
钟老师忽然提到了“中年教师”这个词。
“我们很多老师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该做的都做了,该拿的奖也拿了,该评的职称也评了,然后呢?然后还能做什么?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清零。把自己当成一个新老师,重新学,重新读,重新写。我现在每天五点起床,读一个小时的书,六点到七点写教学反思,坚持了两年了,写了二十多万字。”
台下有人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二十多万字。莎莎想,她写过的教学反思加起来大概不超过两万字,而且大多数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写的,写完就忘了,从来没有回过头去看过。她不是一个在专业上有企图心的人,至少现在不是。她的企图心在前几年全被另一件事吸走了——活下去,保住子宫,生一个孩子。这些事情占据了她所有的精力和脑力,让她在教学上只能维持在一个“过得去”的水平。不出彩,但也不掉队。不让人失望,但也不会让人惊艳。
她有时候会想,如果她没有生那场病,如果她没有在三十七岁高龄才生孩子,如果她的身体没有被一次次手术和治疗消耗掉那么多,她会不会在专业上走得更远一点?会不会像钟老师一样,在某些领域深耕出一些东西来?会不会在某个公开课上,因为一个孩子的精彩回答而激动到眼眶湿润?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走过的路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的。这条路没有让她成为区级专家,没有让她在市赛获奖,没有让她写出二十万字的教学反思。但它让她成为了一个能从六次宫腔镜、两次取卵、一次癌症复发中走出来的人,成为了一具被剖开七层又缝合起来的身体的主人,成为了一个在三更半夜独自抱着孩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轻轻哼歌的母亲。
这些“成为”,不算功绩,但它们是她二十年来的真实轨迹。没有人会为此鼓掌,没有人会发奖状给她,没有人会在她的述职报告上画一个对勾。但她在今天下午,在这个空调开得太低的多功能厅里,在钟老师二十三年教龄的侃侃而谈中,忽然想通了——她不需要为这些事感到抱歉。
她不需要因为没有写出二十万字的教学反思而感到羞愧。她不需要因为没有在区赛获奖而觉得自己不够好。她不需要因为自己是一个非编制教师,就认为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坚持、自己在这二十年里走过的每一步,都打了折扣。
没有打折。一分都没有。
那些咳嗽的夜晚是真的,那些爬上七楼的腿是真的,那些在黑暗中流的眼泪是真的,那些在讲台上忍着恶心继续讲课的每一个早晨是真的。它们和钟老师的二十万字教学反思一样真实,一样沉重,一样值得被记住。
培训结束了。
钟老师说完最后一句“谢谢大家”,台下响起了礼貌的、体面的掌声。莎莎也鼓了掌,不是敷衍的,是用了一点力气的。她鼓掌不是因为被钟老师的分享打动了,而是因为——她忽然对这个人没有那种隐约的不适感了。这个人不是她的镜像,不是她的对手,不是她的参照系。这个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更平坦的、更通畅的、更被主流认可的路。但那条路不是唯一的路。
莎莎站起来,把开衫脱下来叠好,塞进背包里。背包有点重,里面有今天刚收上来的周记本,她还没批改。她把背包甩到肩上,那个动作扯到了腹部的伤口,她皱了皱眉,用手按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阳光还是亮的,五月的鹏城,下午四点多,太阳还在天空的正中央偏西一点的位置。她从走廊经过,看到一楼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在跑步,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落在最后面,跑得很吃力,但没有停下来。他就那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跑,双臂摆动的幅度很小,但他在跑。
莎莎站在走廊的栏杆前,看了那个男孩几秒钟。
然后她笑了。
不是开心,不是释然,不是那种大彻大悟之后一切烟消云散的笑。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很轻的、带着一点自嘲和一点释然的笑。
二十年,了无功绩,甚少快乐。但那又怎样呢?功绩不是活着的唯一证据,快乐也不是。还有别的——责任、韧性、爱、忍耐、相信。这些东西不发光,不发声,不在任何舞台上被看到,但它们在黑夜里亮着,像那些她一个人在深夜醒来时看到的路灯,不耀眼,但是够用。
够用就行。
她不求更多了。
她背着那个装满了周记本的背包,慢慢走下楼梯。每到一层都要停一下,不是因为累,是一种习惯,一种从去年怀孕时就养成的、保护性的、对自己的慈悲。走到一楼的时候,她伸手推开了那扇通往操场的玻璃门,五月的风吹过来,带着塑胶跑道的味道和远处不知名花树的香气。
她深深吸了一口,没有咳嗽。
然后她朝着校门口走去,要去赶那趟要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去接那个在家等她的、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六斤二两的小男孩。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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