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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往

    要说这刘大妈和李大妈是何许人也，都要从莲花沟子村那件陈年旧事说起，这一说可就扯得远了。那时候刘、李二人可根本不是大妈，正相反，她们俩还是村里挺有名的标志人儿，一个叫刘玲，一个叫李秀英。

    刘家住在村口，屋前大路各走一边，路边一棵老槐树，风风雨雨，不知历经了多少辈人。至于它是何人所种，又有怎样的故事，村中无人知晓，亦或者有人知晓，可大家每日还在为生计发愁，无人有闲心去打听这等闲事，问我，我亦不知。不过，刘家祖上就是在这路口开茶馆的，这条路，以及这棵老槐树，也渐渐成了这老刘家的私产。解放之后，念及老刘家世代居住在此，便将这合作社开到了这儿，老刘家也算是生活滋润。

    那棵老槐树是真的老。村里最年长的赵爷爷说，他小时候这树就这么粗了，他爷爷的爷爷也说这树就这么粗了。没人知道它到底活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它的根扎了多深。它就这么站在村口，春天发芽，夏天遮阴，秋天落叶，冬天光秃秃地伸着枝丫指向天空，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看着一代又一代人从它身边走过，从孩童走成老人，从生走到死。老槐树底下有一块青石板，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发亮。夏天的时候，村里人喜欢端着碗坐在那儿吃饭聊天，冬天的时候，只有不怕冷的孩子才在那儿玩耍。刘玲小时候最喜欢爬这棵树，她爹怕她摔着，骂过好几回，可她总是趁大人不注意就蹭蹭蹭爬上去，坐在树杈上看远远近近的田地和山峦。后来李秀英来了，刘玲就教她爬树。李秀英比刘玲壮实，爬得比她还快，两个女娃子坐在树杈上晃着腿，嘴里嚼着从树上摘的槐花，甜丝丝的，满嘴都是夏天的味道。

    再来说说这李家。李家其实是过去战乱逃过来的，后来逃着逃着，偏认定了这莲花沟子是个好地方，就在那大路不通、山水不缺的老山中安了家。要不是后来修了路，又造了几块田，谁会知道这么个山里还有户人家。其实老李家祖籍还挺远的，在这莲花沟子生活了两三代，也渐渐忘了过去，说不定回去还能寻到些个亲戚，但也无人有这方面的打算，只是日日田里家里、家里田里的，都没几个好歇息的日子。要不是这李家姑娘偶然问起，也不会有人提及，其实问与不问，不过是多了几句话罢了。

    李家住的那地方，村里人叫它“老山坳“。从村里走过去，要翻两道梁、过三条溪，路窄得只容一个人走，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灌木，夏天的时候能把人胳膊划出一道道血印子。李秀英从小就习惯了走这种路，光着脚片子踩在石头和泥土上，走得比穿鞋的还稳当。她家的房子是土墙垒的，屋顶铺着茅草，每逢下大雨屋里就漏水，锅碗瓢盆都得摆出来接水，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李秀英她娘总是一边接水一边叹气，她爹则闷着头抽烟，一句话不说。但李秀英不觉得苦，因为她生下来就是这样，她没有见过别的活法，也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委屈。直到她遇见了刘玲。

    这老刘家和老李家，可以说是村里的“天南地北“。若不是这老李家偶尔出村，在合作社买点儿东西，恐怕这两家人几十年都未必能见一面。可因为这李家姑娘和刘家姑娘在一起上学，不仅这李家姑娘和刘家姑娘成了好姐妹，这李家和刘家也从三月说不上一句话、仅能算是认识的关系，变成了逢年过节必要串门问候的亲戚关系。

    说起来，刘玲和李秀英能在一起上学，也是件巧事。莲花沟子的小学在村东头，其实就一间土房子，一个老师，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挤在一起。老师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上永远有擦不干净的粉笔灰。孙老师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自然历史，有时候还教唱歌，虽然他自己唱得跑调，但孩子们听得高兴。那时候能上学的孩子不多，大多数人家觉得女娃儿读书没用，不如早早下来干活。刘玲能上学是因为她家在路口开合作社，她爹觉得女儿得会算账，不能被人骗了。李秀英能上学则纯属意外——那天她爹到合作社买盐，正好碰见孙老师在跟刘玲她爹说话，说新学年要开学了，你家闺女还来不来了？李秀英她爹随口问了句上学要多少钱，孙老师说不要钱，公社补贴，就是自己带饭。李秀英她爹想了想，说那我家那个也来吧。就这么一句话，李秀英就成了学生。

    这刘玲和李秀英本也是上学放学走不到一块儿的人。刘玲住在村口，李秀英住在老山坳，从老山坳出来得先经过村尾，再穿过整个村子才能到学校。但自从上了学，李秀英每天天不亮就往村里走，走到刘玲家门口正好天亮，刘玲就在老槐树底下等她。两个人一起走到学校，放学再一起走回来，到了老槐树底下分手，一个回合作社，一个往老山坳走。那条路她们走了几千遍，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

    能成为朋友其实也简单——能借作业给你抄的，那就是真朋友。

    那时候的老师不像现在，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比家长还操心。其实孙老师也就住在村里，家里也种田，说起来不过是认字更多，还有几本书罢了。那时候的学生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切有人打点好，只需好好学就行了，其他的无需操心。那时候，可能这莲花沟子不会有一个人能想到如今的美好。孙老师讲完课，布置下作业，回家还能在田里忙一阵；学生回家，放下书包，必是下地干活儿。哪个不是这样做的？家里人累了一天，若是有个大吵小闹的，这孩子若是不听话，正是撞到了枪口上，怕是有几天不用上学了。也是那时候孩子多，普普通通地被安排结婚，再普普通通地生了娃儿，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疼爱是什么，只知自己是这么过来的，自己的爹妈、爷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甚至于能想到这一点的人都很少。

    所以这作业能不能做完，直接决定了第二天的命运。要知道，孙老师下了课，也是这莲花沟子里的农民中的一个，他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心软，更何况是别人家的孩子。作业没做完的，第二天站在教室门口，手心伸出来，孙老师用竹板“啪“地打一下。打得不重，但丢人，全村都知道谁家娃儿又挨打了。

    所以这李秀英就和刘玲暗中达成了约定。如果是抄写，那只能看命运了。不过因为刘家的产业主要在合作社，刘玲在大人下田的时候，主要负责看管合作社，有人买东西便唤大人回来，所以有很多时间做作业。可李秀英就不同了，做饭、喂猪、下地，必须是全能的。不过抄写没完成，第二天早早去找刘玲，刘玲也会帮着写。两个女娃娃就着一个作业本，一人一半，紧张地写，写完了才松一口气。那个时候，晚上有的还在用蜡烛和煤油灯，一个人写的字都被赋予了千种变化。孙老师看到抄完了，没错字，基本上就通过了，学生便松了一口气，那感觉，和拥有了全世界相比也差不了多少。

    除了抄写，还有算术作业。村里人识字的不多，但算账是一个比一个精，可想让他们教娃儿，想也别想。刘玲家里开合作社的，本应该算得更好，但她比班上其他孩子都要小，比李秀英还要小一岁。那时候一个村可能就一个老师，村里的孩子都凑在一起上课，年级也没多大划分，其实都料定以后也是在田里滚一辈子的，学上不上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算数，有时候真是数不过来。所以李秀英晚上就用心算，算好几遍，确认都是正确的，第二天早早去找刘玲，能教的教，教不会就让她抄。两个人仿佛把性命拴在了一起一样。特别是有时候孙老师专点人说算的答案，李秀英也不忘了帮忙。再后来刘玲也会算了，可还是会帮李秀英做抄写。这两人不想成为朋友都难。后来两家人因她们交好，互相留着吃饭，渐渐两家也成了亲戚一般。

    有一回冬天，下大雪。刘玲头天晚上发高烧，作业一个字没写。第二天一早她迷迷糊糊爬起来，听见窗户外面有人喊她。打开窗一看，李秀英浑身是雪站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攥着两个作业本。刘玲的抄写本，李秀英替她写完了。李秀英自己手上的冻疮裂开了口子，血把作业本的边角都染红了。刘玲她娘看见了，心疼得直跺脚，拉着李秀英进屋给她上药。李秀英嘿嘿笑着说没事儿，她在家也冻手，习惯了。那天刘玲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她说不清为什么哭，就是觉得心里又暖又酸。

    还有一回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山坳出来的那条路。李秀英三天没来上学。刘玲急得不行，第四天实在是坐不住了，一个人踩着稀泥往老山坳走。走到半路碰见李秀英她爹背着一筐石头在修路。李秀英她爹看见刘玲，愣了一下，说妮儿在家呢，路断了出不来。刘玲说我去看看她。她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李家，李秀英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刘玲来了，斧头往地上一扔就扑过来抱住她。两个小姑娘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李秀英她娘站在旁边抹眼泪。那天刘玲在李秀英家吃了饭，李秀英她娘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给她们一人一个，刘玲不肯吃，李秀英她娘硬塞到她手里说：“吃，以后常来。“

    后来刘玲才知道，那两个鸡蛋是李秀英准备拿到镇上去卖钱买盐的。她很久以后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个鸡蛋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就这么一年年过去，老槐树发了五次芽、落了五次叶，刘玲和李秀英小学毕业了。

    毕业那天，孙老师把全班叫到一起，站在老槐树底下拍了一张照片。没有相机，是镇上一个下乡的干部带来的，黑白的，每个人都板着脸，像办什么严肃的事情。照片上刘玲和李秀英站在最后一排，李秀英比刘玲高半个头，两个人的手在身后紧紧攥在一起。那张照片后来刘玲一直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纸都磨毛了边，但两个女娃子的笑脸还是清清楚楚的。

    那时候的她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会越走越远、越走越不一样。但那条一起走过的十八里山路，那些借着煤油灯抄作业的夜晚，那个被雨水冲断的夏天，和那个吃掉的两个鸡蛋，已经像老槐树的根一样，扎进了她们的生命里，无论长多大、走多远，都拔不出来了。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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