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性难移《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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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者:林祖春绿
第39章掌声与镜子
欢迎仪式是镇里临时张罗的。
吴仁性从县里领了镇长任命书回来的那天下午,镇政府大院里只稀稀拉拉站了几个人。党政办主任老刘领着两个刚毕业的选调生,在门口拉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吴仁性同志履新”。风吹过来,横幅鼓满了风,像一面不大体面的帆。
“仁性镇长,一路辛苦。”老刘笑着迎上去,伸出手。
吴仁性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在他肩上拍了拍,力道不轻不重,像是老友重逢,又像是领导慰问。他扫了一眼院子,脸上挂着笑,眼睛里却没什么笑意:“就这几个人?”
老刘愣了一下,随即解释道:“通知是发了的,下午各村都在忙秋收——”
“理解理解。”吴仁性打断他,话锋一转,声音忽然提了起来,“但是同志们啊,理解归理解,政治意识还是要有的嘛。一个镇长到任,是党委政府的集体意志,不是我个人吴仁性的事。你们这样——”他指了指那条被风吹得哗哗响的横幅,“显得咱们镇的政治站位还有待提高啊。”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选调生小陈低下头,不敢出声。
老刘脸上的笑容僵了僵,很快又自然起来:“仁性镇长批评得对,是我们考虑不周。”
吴仁性没再说什么,大步流星地往办公楼里走。他今年四十七岁,中等个子,微微发福,走路时两只手臂向外摆,像是要把面前的空气拨开。这是他当了八年村主任、三年村支书练出来的步伐——在九龙村,那种走法叫“开道”,村里人见了会自动让开,让不快的要吃苦头。
办公室在三楼,朝南,阳光充足。吴仁性站在窗前看了看院子里的几棵香樟树,又看了看远处起伏的山峦,忽然笑了笑。
“九年了。”他自言自语道。
从九龙村的村委会主任,到这个拥有两万三千人的观山镇镇长,他走了九年。这九年里,他学会了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奉献,也学会了在小房间里不动声色地算账。他罚过李四的款,收过王二的税,牵过春花的羊,也曾在深夜里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吴仁性,你还是不是个东西?
镜子里的人没有回答他。
但镜子会说话。这是九龙村的老规矩。
张山是跟着吴仁性进镇的。准确地说,张山是吴仁性从九龙村带过来的唯一一个人。二十三岁,高中毕业,在村里当了两年文书,写得一手好字,嘴也严实。吴仁性跟县委组织部打报告,说镇长需要配一个熟悉基层情况的联络员,点名要了张山。
傍晚,镇政府的食堂开饭了。一荤两素一汤,米饭管够。吴仁性端着餐盘坐到角落里,张山跟过来,坐在他对面。
“张山。”吴仁性夹了一块红烧肉,嚼了两口,忽然停下来。
“嗯?”
“你看看,这些年你一直在我左右,有没有悟出我的为官之道?”他用筷子点了点桌面,放低了声音,“治理村民的——铁腕雄心?”
张山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嘴里的饭咽下去,想了想,说:“悟出了那么一点点。”
“说说看,说说看。”吴仁性把筷子搁在碗沿上,身体往后一靠,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具体一点。”
食堂里还有几个干部在吃饭,隔了两排桌子,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吴仁性的声音不大,但那种带着压迫感的语调,张山太熟悉了。在九龙村的那些年,吴仁性就是用这种语调,在村委会的会议桌上,在一个个村民的家里,定下了一桩桩后来被人在背后嚼舌头的事。
张山放下筷子,斟酌着词句:“镜——自古就仇富,这是王二说的。”
吴仁性的眉头猛地一皱,随即又舒展开来,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在食堂里回荡,几个正在吃饭的干部不约而同地看过来,又赶紧把目光移开。
“怎么赖我说的呢?”吴仁性笑得前仰后合,伸手指着张山,“那是龙七老爹说的!”
张山的脸微微红了,但他没有慌乱。他跟着吴仁性两年了,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慌,一慌就输了。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慢悠悠地说:“还开始圆滑了,怕承担责任?”
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像是自嘲,又像是反击。吴仁性止住了笑,眼睛眯起来,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
“那是一句老古话。”张山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背一段已经排练了很多遍的台词,“爷爷辈上就学会了这个说法,见怪不怪。别打岔,张三——哦不,仁性镇长,还是你说下去。知古而温新,只要仁性在,就没有不仇富的人。哈哈哈哈。”
最后那声笑,他是学着吴仁性的腔调笑的。学得很像,但又不完全像,多了一点年轻人的狡黠。
吴仁性没有生气。他重新拿起筷子,在盘子里拨了拨青菜,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打土豪——老春蚕运用得最得心应手哦哦。”
张山立刻接上:“不不不,说错了,仁性镇长最得心应手。”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那笑声里有一种只有他们俩才懂的东西——不是默契,不是友情,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微妙的情感连接。在九龙村那些年,他们一起经历过太多事情,有些事情不能写进任何材料里,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但它们像暗礁一样,沉在两个人的记忆深处,偶尔在这样的时候浮出水面。
“对呀,”吴仁性笑完了,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耳语的亲昵,“要不然怎么认识蚂王爷有三只眼睛?”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第40章李四的别墅
九龙村的山脚下,有一片向阳的坡地。站在坡地上往北看,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往南看,是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自古以来,这片坡地就是村里最金贵的地方——风水好,光照足,离水源也不远。
李四选中这块地盖别墅的时候,全村人都说他是烧包。
李四本来不叫李四,叫李建国。他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那批人,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从小工做到了包工头,攒了钱,回村要盖一栋三层的欧式别墅。村里人按排行叫他李四,叫他大哥李大,二哥李二,三哥李三。李四排行老幺,却是兄弟几个里最有钱的。
那年春天,李四的别墅打了地基。红砖、水泥、钢筋,一车一车地从镇上拉过来,排场的很。村里人围在地基边上指指点点,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
吴仁性那时候还是村主任。
他是在一个下雨天的傍晚,撑着伞,踩着泥巴路,走到李四的地基边上的。他没有带任何人,就他一个。他在那里站了十分钟,把地基的尺寸、位置、朝向都看了一遍。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原路走回去,在泥地里留下了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第二天,村委会开会。
“李四盖别墅那块地,”吴仁性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手里捏着一支两元钱的圆珠笔,在面前的本子上画着圈,“我看了,有问题。”
村里的会计老周问:“什么问题?”
“土地使用费。”吴仁性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扔,身体往前倾,“那块地是村集体的,他李四凭什么占了就用?章程呢?手续呢?村里老百姓的意见呢?这些都不讲,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地基打了,这是什么行为?”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村妇女主任刘姐小声说:“可是那块地以前就是李四家的老宅基地,他爹在世的时候就在那里盖过房子——”
“刘姐,”吴仁性打断她,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老宅基地是多大?他爹那三间土坯房占了多少面积?现在他要盖三层楼,占地面积翻了两倍不止,这还是老宅基地吗?”
刘姐不说话了。
村支书老赵抽着烟,从头到尾没吭声。他是快退休的人了,村里的事早就不大管,吴仁性说什么就是什么。何况吴仁性这几年势头正盛,县里有人,镇里有人,他犯不着在这种事上跟吴仁性唱反调。
散会的时候,吴仁性交代文书小张——就是后来的张山,那时候张山刚高中毕业,在村委会帮忙——写一份通知,内容只有一条:李四建房的宅基地超出原面积的部分,按每平方米八十元的标准,向村委会缴纳土地使用费,总计三万元,限十五日内缴清,逾期按日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张山拿着这份通知看了三遍,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仁性叔,这个标准,有没有文件依据?”
吴仁性正在整理桌上的材料,头都没抬:“你写就是了。”
张山没有再问。他后来才知道,所谓每平方米八十元的标准,完全是吴仁性自己定的。村里没有开过村民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甚至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说明这三万元的用途。但这笔钱后来确实收了上来——李四拖了十三天,最后还是让老婆拿着一个装了三万块钱的塑料袋,到村委会交的钱。
那天晚上,吴仁性在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二锅头,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月亮很大,虫叫得很响,远处李四家的别墅工地上还亮着一盏灯。张山路过的时候,吴仁性叫住了他。
“张山,来,坐。”
张山在他对面坐下来。吴仁性给他倒了一杯酒,自己端起杯,碰了一下他的杯沿。
“你觉得我今天这事做得对不对?”吴仁性问。
张山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辣,他嗓子眼儿一紧,差点呛出来。他忍着,把酒咽下去,说:“从规矩上讲,是没有依据。”
吴仁性盯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但从道理上讲,”张山慢慢地说,“李四盖别墅,太招人眼红了。他不出血谁出血?”
吴仁性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夜里传得很远,远处的狗都跟着叫了起来。他笑着笑着,忽然不笑了,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酒洒出来一些,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
“张山,”他说,“你这个年轻人,有前途。”
那之后不久,张山就正式成了吴仁性的跟班。村里人叫他“小跟班”,他不恼,只是笑笑。有人问他:“你跟吴仁性学什么?学他整人?”
张山说:“学本事。”
但他心里清楚,他学的不是什么本事,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用九龙村的老古话说,就是“镜自古就仇富”——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就像镜子照出人影一样自然,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道理,它就是最朴素的人性。
吴仁性只是这种人性的执行者。或者说,他是这种人性的放大器。
后来张山回忆起那天晚上的对话,总觉得那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他还是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对世界抱有朴素正义感的年轻人。在那之后,他开始慢慢地、不自觉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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