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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作者：林主春绿

    林建国是在一场葬礼上意识到自己老了。

    那是初秋的午后，天灰蒙蒙的，像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殡仪馆门口停着几辆黑色面包车，花圈沿着墙根摆了一溜，白菊花黄菊花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着什么人无声的叹息。

    死的是他以前的车间主任老赵，脑溢血，说走就走了。追悼会上来了不少老同事，林建国一个个看过去，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这些人的头发都白了，背都驼了，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站在那儿活像一排快要倒下的老树。他一个一个地辨认，认出这个是当年的技术骨干，那个是篮球场上最能跑的小伙子，可他们看他的眼神也一样，迟疑着，打量半天才敢叫出他的名字。

    “建国？真是你啊？你怎么也……”

    也什么？老赵的儿子没说完，但林建国懂他的意思——你怎么也老成这样了？

    他没接话，只是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感觉那手枯瘦、粗糙，骨节突出，像一把干柴。回家的公交车上他靠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车窗开着一条缝，风灌进来，凉飕飕地扫过他的脖子。他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他也是坐这路公交车，穿着单薄的衬衫，胸口别着一支钢笔，口袋里揣着刚发表的诗稿，满脑子都是要去远方、要去闯荡、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念头。那时候的风吹在脸上是热的，是活的，是催着他往前跑的。

    而现在的风，只让他觉得冷。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住在城东一片老小区的顶楼，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他摸黑一级一级地往上爬，走到四楼的时候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心脏跳得不太对劲，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乱撞。他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那声音像一个旧风箱，干涩、费力，随时都可能散架。

    他想起父亲六十二岁那年也是在爬楼梯的时候突然倒下的，再也没有起来。而他也快六十了。

    进了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窗前坐下。窗外的城市亮起来，万家灯火，像一片璀璨的星河，可没有一盏灯是为他亮的。他住的这个地方，严格来说甚至算不上一个家——只是他租的一间房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件换洗的衣服，两箱旧书，和一沓压在箱子底下的手稿，那些手稿上的字迹已经泛黄了，有些地方还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但他一直没舍得扔。

    那是他二十岁出头写的东西。

    林建国闭上眼，那些久远的、蒙着灰尘的记忆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汹涌着涌了上来。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想起了那些被他辜负过的人，想起了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日子。那些记忆太久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可又太清晰了，清晰得每一个细节都像刚刚发生过。

    他忽然想起一段话，不知道是自己写的还是从哪儿看到的，但那几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的眼泪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来的，无声无息地，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一直淌进嘴角，咸的，涩的，和二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时那场雨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时候他还叫林建国，二十五岁，是县化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说“普通工人”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整个化肥厂甚至整个县城，林建国都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他的出名不在于他的技术有多好，也不在于他的力气有多大，而在于他会写诗。

    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县里的文学刊物每期都会发他的作品，市里的报纸副刊也偶尔能看到他的名字，他甚至还在省里的一家杂志上发表过一组诗，那期杂志他一口气买了二十本，逢人就送，连厂门口修自行车的老王头都收到了一本，虽然老王头根本不认得几个字。

    林建国长得也体面，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头发乌黑浓密，喜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别一支英雄牌钢笔，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昂扬的精气神。厂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没少在背后议论他，说林建国要是去考大学，肯定能考上；说林建国这样的人待在厂里，是屈才了。

    这些话传到林建国耳朵里，他心里是受用的，但他从不表现出来，只是笑一笑，继续埋头写他的诗。他有一个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诗和散文，有些还配了插图，画的是高山、大海、飞翔的鹰。他给这个笔记本取了个名字叫《远方的召唤》，因为他觉得远方在呼唤他，他注定不属于这个小小的县城，不属于这个机器轰鸣的化肥厂，他应该去更大的地方，北京、上海、广州，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而在这所有的远方中，最让林建国魂牵梦萦的，是深圳。

    一九八八年，深圳特区成立八周年，那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传说，一个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林建国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深圳的长篇报道，那些文字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厂企业鳞次栉比，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涌来，怀揣着梦想和热血，在那片热土上挥洒汗水，书写传奇。报道里说，在深圳，只要你肯干、肯拼、有本事，你就能出人头地。

    林建国把那篇报道反复看了十几遍，有些段落他几乎能背下来。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深圳的灯火、深圳的街道、深圳那些和他一样年轻的面孔。他翻身坐起来，拧开台灯，在《远方的召唤》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要去深圳。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他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他觉得命运正在向他招手，他觉得他的人生就要翻开崭新的一页，他觉得他离那个叫“成功”的东西只有一步之遥。

    他唯一没有想过的，是这一步，他走了将近三十年，却始终没能跨过去。

    他把去深圳的想法第一个告诉了父亲。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父亲刚从田里回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沾满了干掉的泥巴。林建国坐在灶台边帮母亲烧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的。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开了口。

    “爸，我想去深圳。”

    父亲正在水缸边舀水洗手，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停了那么一两秒，然后继续洗，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我说我想去深圳。”林建国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

    “去深圳干什么？”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听不出什么情绪。

    “去闯一闯。那边机会多，我想去试试。”林建国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笃定，“我查过了，那边有很多文化公司，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说不定能……”

    “你走了，厂里的工作怎么办？”父亲打断了他。

    “可以先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父亲转过身来看着他，灶火的光映在他黝黑的脸上，皱纹像一道道干涸的沟壑，“你在厂里干了三年了，眼看就要评初级工，你走了，回来还能有你的位置？”

    “我不一定要回来。”林建国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空气安静了几秒。母亲坐在灶台边，手里的火钳停在半空中，看了看丈夫，又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父亲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在围裙上擦干了，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模糊了他的表情。

    “你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父亲没有再说话，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攥着一沓钱，新旧不一的钞票，有些皱得厉害，有些还带着折痕，面额有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还有一些毛票。他也没数，直接塞进了林建国手里。

    “就这么多，家里就这么多。”父亲说完这句话，又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你大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走了就别回头。”

    林建国攥着那沓钱，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知道这些钱是父亲攒了多久的，是母亲养了多少只鸡、卖了多少个鸡蛋才攒下来的。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后来他真的就走了。

    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二号，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植树节，也正好是秀兰的生日。秀兰是他谈了三年的对象，在县医院当护士，圆圆的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白大褂的样子好看极了。林建国追她的时候写了一百多首诗，每一首都是为她写的，秀兰每次看完都脸红红的，说他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人。

    林建国没有当面跟秀兰告别。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很长，足足写了八页纸，在信里他告诉她他要去深圳了，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等他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接她，让她等着他。他把信塞进她家的门缝里，然后背着行李袋去了长途汽车站。

    那天下着小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林建国坐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县城一点一点往后退，先是熟悉的街道，然后是厂房的烟囱，然后是那些灰扑扑的居民楼，最后连县城也看不见了，窗外只剩下一片接一片的田野和偶尔掠过的村庄。

    他忽然觉得很难过，那种难过不是撕心裂肺的，而是闷闷的、沉沉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他想起了秀兰，想起了她笑起来的样子，想起了她喊他“建国哥”时候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含了一颗糖。他想起了父亲递给他钱时转过身去的背影，想起了母亲站在门口一直挥一直挥的手，想起了那本《远方的召唤》就放在行李袋的最底层，那是他全部的梦想和家当。

    车开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昏黄，又从昏黄变成漆黑。车厢里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吃饼干，有人在高声谈论着什么。林建国靠在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心里却亮堂得很。他想，等他到了深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会写出更好的诗，会把秀兰接过来，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会让父亲母亲过上好日子。

    他想得很远很远，远到这些想象渐渐变成了一种模糊的、暖融融的光，把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他在那团光里慢慢闭上了眼睛，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

    他不知道的是，那团光，是他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最后一次触摸到的、完整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希望。

    深圳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是一张暂住证。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他以为凭他的文笔，凭他的诗，找个文化方面的工作应该不难，可现实是，他跑了三天，去了六七家所谓的文化公司，要么是皮包公司，要么是招打字员和业务员的，没有一家对他的诗感兴趣。

    “写诗？”一个叼着烟的中年男人把林建国的诗稿扫了一眼，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回桌上，“兄弟，这里是深圳，不是作协。你写诗能当饭吃？”

    林建国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把诗稿捡起来，小心翼翼地理平整，装进信封里，转身走了出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匆，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一眼。他站在那栋写字楼门口，仰头看着明晃晃的阳光，觉得那光刺眼极了，刺得他眼眶发酸。

    后来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和他之前在化肥厂干的活儿没什么两样，甚至更枯燥、更机械。他每天要在流水线上站十二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电路板上的电容插进对应的孔里，然后交给下一个工位。那个动作他一天要重复几千次，做到后来手指都肿了，指甲盖下面全是淤血，疼得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屋子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汗臭和泡面的味道。他的铺位在上铺，头顶就是嗡嗡响的风扇，到了夜里风扇的声音和工友们的呼噜声混在一起，吵得他神经衰弱。他有时候半夜醒来，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灰白的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想写诗，可是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他已经累得连笔都握不稳了。他试过几次，坐在床沿上，拿出那本《远方的召唤》，可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些曾经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诗句，现在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滴也流不出来。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走了就别回头”，想起秀兰还没有给他回信，想起县城那个安稳的、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他会评上初级工，然后中级工，然后高级工，会和秀兰结婚，会分到一套单位的福利房，会有一个孩子，会在每个周末带着孩子去公园，会在每个春节回父母家吃年夜饭。那个日子平淡，乏味，甚至有些沉闷，可它是踏实的，是确定的，是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而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三个月后，秀兰的信终于来了。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是秀兰的，工工整整的，但有些地方被水洇湿了，模糊了几个字。秀兰在信里说，她等了他三个月，等来的只有一封又一封诉苦的信，没有钱，没有未来，没有他承诺过的“站稳了脚跟”。她说她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在税务局上班的，家里条件不错，对她也好。她说她想了很久，哭了很多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等了。她说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起了。她说她把他的那些诗都收在一个铁盒子里，没有扔，但也不会再看了。信的最后她写了一句话：“建国哥，你要好好的。”

    林建国把这封信看了不下二十遍，每看一遍心就像被刀剜了一下。他拿着信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他以为自己是愤怒，可后来他明白了，那不是愤怒，那是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怕秀兰说的是对的，他怕他真的永远也“站稳”不了，他怕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在流水线上消耗掉所有的青春和热血，最后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上夜班。他一个人坐在深圳河边，抽了大半包烟，河水黑黢黢的，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臭味，远处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被水流扯成一条条扭曲的光带，红的绿的黄的，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他就那么坐着，坐到后半夜，坐到烟抽完了，坐到手冻得发紫，坐到天边泛起一线灰白。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回了宿舍。

    他辞了电子厂的工作，开始四处找新的出路。他做过保安，做过推销员，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里洗过盘子，在天桥底下摆过地摊，在火车站附近帮人拉过行李。每一份工作他都干不长，不是他吃不了苦，而是他觉得这些工作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远，远到他几乎看不见了。

    但他没有离开深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可能是那本《远方的召唤》，可能是那些还没写出来的诗，可能只是一个念头——他不能回去，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他走的时候跟父亲说过“不后悔”，跟秀兰说过“等我”，他不能让这些话变成一个笑话。

    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离那个“诗人”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他开始喝酒，开始抽烟，开始和工友们一起去路边摊吃烧烤、吹牛、骂老板。他开始习惯了深圳的生活，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而是一种粗糙的、坚硬的、充满汗水和灰尘的生活。他不再穿那件胸口别钢笔的白衬衫了，因为白衬衫太容易脏了。他也不再随身带着那本《远方的召唤》了，因为那本笔记本的边角已经卷了，封面也磨花了，翻开的时候纸张发黄发脆，像随时都会碎掉。

    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而是像水渗进沙子里一样，一点一点地、不动声色地，把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一九九二年，他在一家货运公司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当搬运工。

    说“相对稳定”其实也不准确，因为这份工作没有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老板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潮汕人，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动不动就骂人。但这份工作有一个好处——工资还算可以，而且几乎天天有活儿干。

    林建国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货车跑，把货物从仓库搬到车上，到了目的地再从车上搬下来。货物什么都有，有时候是成箱的服装，有时候是五金配件，有时候是一袋袋的水泥。水泥最要命，一袋五十斤，搬一车下来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鼻子嘴巴里全是水泥粉末，呛得人直咳嗽，咳出来的痰都是灰黑色的。

    他那时候三十岁了，正是体力最好的时候，一百多斤的货扛起来就走，腰不酸腿不疼，一天搬下来还能跟工友们去大排档喝两杯。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搬运工没什么区别了——晒得黝黑的皮肤，粗壮的胳膊，常年穿一件灰色的圆领衫，脚上踩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嗓门也大了，偶尔还会爆几句粗口。

    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比如某个深夜，比如某场雨后，他会忽然想起一些什么。他会想起那些他曾经写过的诗，想起那些他曾经用过的华丽的词藻，想起那些他曾经相信过的、关于远方的美好的想象。那些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过去的旧照片，模糊了，褪色了，但他知道它们还在，就在某个地方，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有一次他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旧杂志，不知道是谁扔在那儿的，封面已经撕掉了一半。他随手翻了几页，看到上面有一组诗，作者的名字他不认识，但那些诗句写得真好，好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两遍，心里又酸又涩，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买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回到出租屋，在昏黄的灯光下坐了很久。他想写点什么，他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说，那些话在胸口堵了很久，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可他拿起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不是没有话，是那些话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些曾经流畅的、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句子，现在像生锈的齿轮，怎么转都转不动。他试着写了一个开头：“今夜深圳的月亮很圆”，然后就卡住了，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看着那行字，觉得它俗气、笨拙、毫无灵气，简直不像是一个人写的，更不像是一个曾经发表过那么多诗的人写的。

    他把笔放下，把本子合上，熄了灯，在黑夜里睁着眼躺了很久。

    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他认识了阿芳。

    阿芳是在货运公司隔壁的一家发廊上班的，湖南人，比他小五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她不太爱说话，但干活很利索，给客人洗头剪头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的，不像别的发廊妹那样叽叽喳喳地跟客人套近乎。

    他们认识的过程很平常。林建国路过那家发廊的时候被阿芳叫住了，说他的头发太长了，该剪了。他就进去剪了，剪完照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又多去了几次。一来二去的就熟了，熟了以后就开始说话，说话多了就有了感情，有了感情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追求，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表白，甚至没有一封像样的情书。林建国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好笑，他当年给秀兰写了一百多首诗，可那些诗最后什么都没留住。而阿芳，他连一句像样的话都没说过，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在一起了。

    可平淡有平淡的好。阿芳不会问他以前的事，不会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了，不会问他那本《远方的召唤》是什么。她只是每天下班以后来他的出租屋，给他做一顿饭，把屋子收拾收拾，洗洗衣服，然后坐在他身边看电视。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呼吸均匀而轻浅，像一个孩子。

    林建国有时候会侧过头去看她，看她安静的睡脸，看她嘴角那一点若有若无的笑，心里会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受——那感受不是激动，不是狂喜，而是一种踏实的、安稳的、像冬天的棉被一样让人想蜷缩在里面的暖意。他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吧，不是诗，不是远方，不是轰轰烈烈，就是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过一天算一天。

    二〇〇〇年，林建国三十七岁，阿芳三十二岁，他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没有婚纱照，甚至没有一枚像样的戒指。他们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一张证，然后在出租屋里炒了几个菜，叫了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吃了一顿饭。阿芳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是她特意去东门买的，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她穿上那件毛衣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眼睛亮亮的，脸颊红红的，笑得特别好看。

    林建国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他想说点什么，想说“阿芳你辛苦了”，想说“以后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想说“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可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就那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酒杯，一口气干了一大杯白酒，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阿芳生孩子那年，林建国四十岁。

    是个女儿，六斤八两，哭声嘹亮，把产房外面等着的林建国吓了一跳。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他手足无措地接过去，那么小的一团，软软的，热乎乎的，两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闭着眼睛哇哇大哭。林建国抱着她，手在抖，心也在抖，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地坐在县城的楼顶上写诗，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想起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背着行李袋坐上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觉得远方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他。他想起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在货运公司扛水泥，满身满脸都是灰，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可心里还憋着一股气，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而现在他四十岁了，是一个搬运工，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他的梦想呢？他的诗呢？他那个“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名字”的豪言壮语呢？

    他不知道它们都去哪儿了。也许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也许它们只是一些年轻的、天真的、可笑的幻觉，被时间一吹就散了。

    女儿取名叫林念，小名念念。阿芳说这个名字好听，念来念去的，顺口。林建国没说什么，但他心里知道，他给女儿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些东西他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念着。

    念念三岁的时候，林建国的腰出了毛病。

    医生说是因为长期负重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建议他不要再干重体力活了，否则以后可能连路都走不了。林建国听了没当回事，觉得医生都是危言耸听，他身体底子好，歇两天就好了。可后来腰越来越疼，疼到有时候连翻身都翻不了，疼到搬货的时候腿会突然发软使不上劲，疼到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体，也老了。

    他辞了货运公司的工作，开始找一些轻省一点的活儿干。他做过仓库管理员，做过超市理货员，做过小区保安，每份工作工资都不高，但胜在不太累。可深圳的物价一年比一年高，房租一年比一年涨，念念的奶粉钱、学费、补习班的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和阿芳身上。阿芳在发廊的工资也不高，两个人加在一起，刚刚够一家三口的口粮，一分钱都存不下来。

    那些年林建国最怕的就是生病，不是怕自己生病，是怕念念生病。念念体质不好，一到换季就感冒发烧，每次去医院都要花好几百，甚至上千。有好几次念念发高烧，林建国半夜抱着她去医院急诊，坐在输液室里看着吊瓶一滴一滴往下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又疼又慌又无助。他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有时候连医药费都凑不齐，要跟工友们借。借的次数多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他开始后悔了，不是后悔来深圳，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认清现实。他用了那么多年去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诗人，以为自己注定不平凡，以为自己的人生应该波澜壮阔。可到头来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扛过水泥、搬过货、在流水线上站过十二个小时的普通人。他的诗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没有让他变得富有，没有让他变得成功，甚至没有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

    那些诗，那些他曾经视若珍宝的诗，后来怎么样了？他不知道。也许被他妈收在老家的某个柜子里，也许在搬家的时候被弄丢了，也许在某一天被当作废纸卖掉了。他想，也许这就是它们的归宿，和他一样，被生活磨损，被时间遗忘，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

    没有人会记得他写过诗。没有人会记得他也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所有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腰不好的、为了碎银几两四处奔忙的中年男人。

    二〇一〇年，林建国四十七岁，阿芳的头发开始白了。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林建国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想的事。阿芳被查出有乳腺方面的疾病，需要做手术。手术费加上后续的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十万块钱。十万块钱对当时的林建国来说，是一个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不到三万块。他跟工友们借了一些，跟老乡们借了一些，阿芳的娘家人也凑了一些，可还是不够。最后他想到了老家的父母，犹豫了很久，还是打了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他妈，声音苍老了很多，也小了很多，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林建国说了阿芳的情况，说了需要钱，说了他会还的。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他妈已经把电话挂了，然后他听见他妈说：“你等着，我让你爸去取。”

    过了两天，钱到了，两万块。林建国去银行查的时候发现卡里多了一笔钱，两万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他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父亲也是这样把钱塞进他手里，新旧不一的钞票，皱巴巴的，带着一股旱烟的味道。

    他站在ATM机前，弯着腰，一只手撑着机器，一只手捂着眼睛，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阿芳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不错，但不能再在发廊工作了，因为发廊的染发剂和烫发水对康复有影响。她就在家里接一些手工活，串珠子的、糊纸盒的、缝玩偶的，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不多，但能帮补一点是一点。

    林建国那时候在一个小区当保安，白班夜班两班倒，一个月工资三千出头。三千块钱在深圳能干什么呢？交了房租就剩一千多，加上念念的学费和阿芳的药费，每个月都是紧巴巴的，经常到了月底就连买菜的钱都要算计着花。

    念念那时候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成绩不好不坏，中等偏上。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知道自己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跟同学攀比，别人穿名牌运动鞋她穿几十块钱的帆布鞋，别人用漂亮的文具盒她用塑料袋装笔，别人周末去少年宫学钢琴学画画她就在家帮妈妈做手工活。但她有时候也会不高兴，比如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一百二十块钱，她回家跟林建国说了，林建国没吭声，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说：“爸，我不去了，春游也没什么好玩的。”

    林建国看着她，心里像被钝刀割一样。他想说“爸给你钱，你去”，可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口袋里真的没有一百二十块钱，那个月的工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要留着给阿芳买药，一分都不能动。

    那天晚上念念睡了以后，林建国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很久的烟。深圳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星，灯光太亮了，把星光都淹没了。他仰着头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秀兰，想起了那封只有一页纸的信，想起了“建国哥，你要好好的”那八个字。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把钱塞进他手里时转过身去的背影，想起了那个背影有多宽厚，又有多孤独。他想起了自己，想起了那个坐在县城楼顶上写诗的少年，想起了他写的那些句子，想起了他曾经相信过的那些关于远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然后他想起了一段话，不知道是很多年前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自己某一天忽然从心底冒出来的。那段话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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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想起这段话，也许是时候到了，也许是那些积攒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也许只是一个男人在某个普通的深夜，忽然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他认不出自己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个沉默的、疲惫的、为了碎银几两奔忙到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

    他把烟头掐灭在栏杆上，那一点火星在黑夜里闪了闪，然后彻底熄灭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快不慢，不好不坏，像一条浑浊的河，看不清源头，也看不见尽头。

    念念上初中的时候，阿芳的病又犯了，这次是复发了，比上次更严重。医生说需要再次手术，而且术后要进行长期的化疗。林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小区的保安亭里值夜班，电话那头阿芳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面临第二次大手术的人。她说：“建国，没事的，上次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林建国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嗯，没事的，有我呢。”

    挂了电话他坐在保安亭里，外面下着雨，深圳的夏天总是多雨，雨水打在铁皮棚子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有人在头顶撒了一把又一把的豆子。他呆呆地坐了很久，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阿芳的笑脸，一会儿是念念的小脸，一会儿是老父亲佝偻的背影，一会儿是自己二十岁那年写在笔记本上的那行字——“我要去深圳。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那行字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隔着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狠狠地扇在他脸上。

    第二次手术花光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积蓄，还欠下了新的债。阿芳出院以后瘦了很多，头发也开始掉了，那是化疗的副作用。她本来就瘦，这下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显得特别大，大得有些吓人。她还是很爱笑，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皮肉像是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让人看了心里发酸。

    念念那年初三，正要中考。她成绩比以前好了，可能因为懂事了，知道家里不容易，学习比以前用功了很多。她每天晚上都学到很晚，趴在客厅那张折叠桌上做卷子，头顶是一盏二十瓦的节能灯，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得她的侧脸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林建国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还在看书，就轻声说：“念念，早点睡吧，别太累了。”

    念念抬起头，冲他笑一笑：“爸，没事，我再做两道题就睡。”

    林建国点点头，转身回屋，关上门，在黑暗里站了很久。他想走过去摸摸女儿的头，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生在这样的家里，对不起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对不起连你春游的一百二十块钱爸爸都拿不出来。可他说不出口，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念念后来考上了高中，不是最好的那所，但也不错，在龙岗那边，离家很远，要住校。林建国送她去学校的那天，帮她把铺盖扛到宿舍楼，六楼，没有电梯。他扛着铺盖爬上去的时候腰又开始疼了，疼得他直冒冷汗，但他咬着牙没吭声，一层一层地往上爬，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到了宿舍他把铺盖放好，帮念念把床铺了，把东西归置好。念念站在旁边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爸，你腰疼就别搬了，我自己来。”

    林建国愣了一下，直起腰来看着她，想说“没事”，可话还没出口，念念已经走过来接过了他手里的被套。她低着头叠被子，动作很快很利索，像一个早就习惯了照顾自己的孩子。

    林建国站在一旁，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就在裤子上来回地擦。他看着念念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把床单抻得平平展展，把枕头放在床头靠窗的位置，然后转过身来对他笑了笑：“爸，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

    那个笑容很好看，像阿芳年轻时候的样子，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

    林建国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宿舍。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从窗户往下看，楼下是熙熙攘攘的新生和家长，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或兴奋或疲惫的表情。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下楼，一步一步地，腰还是疼，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忽然觉得没有那么疼了，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像冰面上裂开了一道缝，有暖流从裂缝里涌了出来。

    他想，念念长大了，比他强。她不会像他一样，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去追逐一个虚无的梦，然后在现实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过一个安稳的人生。她不会写诗，但这没关系，诗又不能当饭吃。

    诗又不能当饭吃。这句话他不知道在心里说过多少遍了，可每次说的时候，心都会微微地疼一下。

    阿芳走的那天，是二〇一八年，一个很普通的秋天。

    那天林建国在保安亭值白班，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念念打来的。念念那时候已经上了大学，在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读中文系，她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林建国有些意外，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念念选中文系，也许跟他当年写过的那些诗有关系，也许没有，他不想自作多情。

    电话那头念念的声音很急，很慌，带着哭腔：“爸，你快回来，妈她……”

    林建国没等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跟同事交代了一声，骑着电动车就往家赶。一路上他闯了两个红灯，差点被一辆货车撞上，司机摇下车窗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快一点。

    可他赶到家的时候，阿芳已经走了。

    她就躺在客厅的那张旧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子，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眼睛闭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好梦。念念跪在沙发边，握着她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念念的哭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林建国站在门口，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他看着阿芳的脸，看着那张他看了将近二十年的脸，忽然觉得不认识她了。她怎么这么瘦？她的头发怎么掉得这么厉害？她的皮肤怎么皱成了这个样子？他每天都跟她生活在一起，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再仔细看她了？

    他走过去，在沙发边蹲下来，握住阿芳的另一只手。那只手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腹上有厚厚的老茧，是这些年做手工活磨出来的。他把那只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阿芳的手背上，落在那条旧薄毯上，落在念念垂下来的头发上。

    他想说点什么，想说“阿芳你辛苦了”，想说“这辈子我对不起你”，想说“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别太累了”。可这些话和二十年前一样，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握着她的手，蹲在那里，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只有眼泪不停地流，流了很久很久。

    后来念念不哭了，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放在林建国面前。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说：“爸，你喝口水。”

    林建国抬起头看着她，忽然觉得念念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大到可以在这种时候反过来照顾他了。他想说“念念你坐下，让爸抱抱你”，可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接过那杯水，一口一口地喝，水是温的，不烫不凉，就像阿芳这个人一样，从来不会太热烈，也不会太冷淡，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让人安心一辈子的温度。

    阿芳走后，林建国老得很快。

    他的腰更差了，有时候疼起来连站都站不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腰椎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再不手术的话可能会瘫痪。他没做手术，不是不想做，是没钱做。他换了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在城中村的一个小超市当理货员，工资低了不少，但勉强够他自己一个人生活。

    念念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了，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文案策划，工资不高，但至少能养活自己。她每个月会给林建国转一笔钱，不多，几百块，有时候是一千，备注永远是两个字——“买吃的”。林建国每次收到转账心里都不是滋味，他想说“念念你不用给我转钱，你自己留着花”，可他收了钱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这句话，好像说了就显得矫情，不说又憋得难受。他有时候想，要是阿芳还在就好了，阿芳最会说话了，阿芳能把所有让人难为情的话都说得妥妥帖帖的。可阿芳不在了。

    他有时候会翻出阿芳的照片来看，照片不多，就几张，都是年轻时候拍的。有一张是在发廊门口照的，阿芳穿着一条碎花裙子，站在那盏红白蓝三色的转灯下面，手搭凉棚挡着太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还有一张是念念满月的时候照的，阿芳抱着念念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衣，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的肉还没消下去，圆鼓鼓的，看起来特别年轻，特别有精神。

    他把这些照片夹在那本《远方的召唤》里，翻到哪一页就夹在哪一页，所以每次翻开那本笔记本，他都不知道会看到阿芳哪一年的样子。有时候是碎花裙子的阿芳，有时候是粉色睡衣的阿芳，有时候是那件红色毛衣的阿芳。每一个阿芳都在笑，笑得那么好看，好像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苦，好像这二十年的艰辛和病痛从来不曾存在过。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每天都枕着它睡觉。

    后来有一天，念念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公司要搞一个什么“员工关怀计划”，让员工把家里的老照片扫描上传，做成一个电子相册。念念问他家里还有没有老照片，她想看看。林建国说有的，然后就翻箱倒柜地找，从柜子最底下翻出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一些更老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一些是在化肥厂拍的，穿着蓝色工装站在机器前面，头发乌黑浓密，下巴微微扬起，眼神里全是不服输的倔强；有一些是在老家拍的，站在田埂上，身后是无边无际的稻田，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笑得张扬而放肆。

    还有一张，是他坐在县城的楼顶上拍的，手里拿着那本《远方的召唤》，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他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是厂里的同事，也许是秀兰。照片里的他那么年轻，那么专注，那么心无旁骛，好像整个世界都和他没有关系，好像他笔下的那些字就是他的全部。

    他拿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手指都开始发抖。他看着照片里那个少年的侧脸，看着那本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看着那些他曾经以为会改变他一生的字，忽然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长到他几乎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拍下来，用微信发给了念念。念念收到以后回了一条很长的语音，他点开听，念念的声音带着一点哽咽：“爸，你年轻时候真帅。”

    他听了这句话，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就是阿芳走的那天躺过的那张旧沙发，手里攥着手机，听着女儿带着哭腔的语音，窗外是深圳永远不会停歇的车声人声，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金色的河流。

    他想，也许这就够了。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

    他慢慢地站起来，腰又疼了一下，他咬咬牙忍住了。他走到那面破旧的穿衣镜前，看着镜子里的人——头发花白，两鬓的霜色像冬天的初雪，脸上的皱纹从眼角蔓延到嘴角，像一张被揉皱了又试图抚平的纸，眼睛浑浊了，眼袋耷拉着，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冒出几根白色的胡茬，整个人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他看着镜子里那个人，那个人也在看着他。他忽然想起了一段话，那段他不知道在心底默念过多少遍的话，那段话像一条河流，从他二十岁流到了现在，从那些滚烫的诗句流到了满脸沧桑的今天：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把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哑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了，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哭得无声无息，就像一个普通人哭的时候那样，不惊天动地，不歇斯底里，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压抑的呜咽。他哭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屋子里的光线从明亮变成了昏黄，久到他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没流完的眼泪，全都流了出来。

    最后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他转过身，走回那张旧沙发前，坐下来，拿起手机，给念念回了一条语音。

    他想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念念，爸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放下手机，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耳边传来楼下小贩的叫卖声、远处工地的施工声、隔壁邻居的电视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条浑浊的河，不急不缓地流淌着。他就躺在这条河里，像一个普通的、微小的、不值一提的浪花，翻涌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没有人会记得他曾经翻涌过。

    但那又怎样呢？他想，至少他翻涌过。至少他在二十五岁那年的春天，背上行囊坐上那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时，他的心里是滚烫的，他的眼睛是亮的，他的血是热的。至少他曾经相信过远方，相信过梦想，相信过那些闪闪发光的、美好的、不切实际的东西。

    至少他爱过，也被爱过。

    这就够了。

    窗外，深圳的夜幕又落下来了，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林建国在那片星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梦里，他还是那个坐在县城楼顶上的少年，手里握着笔，低着头，在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要去远方。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风吹过来，热热的，活活的，催着他往前跑。    目标编号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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